富士走了，我不捨多於悲傷。他罹癌病苦三年，因化療導致多重疾病，仍盡力做好人生功課，如今終於放下擔子。他鑽研宗教與醫療，終身學習，想必從容體驗往生之路，離苦得樂。
上星期五，富士因呼吸代償問題陷入昏迷，由於疫情，住院病人只限一位家人陪同。昨天，他的病情沒有好轉，醫院請家人要有心理準備。醫師說昏迷病人可能還有聽覺，所以我以手機跟他道別。
林富士是台大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余英時的學生，兼有史學和文學的才華。他說他研究的是「小歷史」，其實出於他對社會底層的關懷。
我在擔任聯合報文化記者時，因採訪而認識他，當時他在研究「台灣童乩的社會形象」，吸引了我。原來，他在雲林台西的鄉下出生長大，小時候村子裡沒有醫生，民眾生病通常求助童乩，他還有幾位親戚是童乩，這是他研究童乩的動機。
後來，他又研究「檳榔文化史」，讓我大開眼界，原來當年玄奘在印度那爛陀寺留學取經時每天吃檳榔，韓愈、蘇東坡、朱熹都是檳榔族。
林富士喜歡研究庶民的生活，並希望藉著他的研究來提醒大家：「人民是歷史的主體。」
在歷史學術研究之外，林富士還有兩項成就：
一、1994年代，李登輝總統主政時，由杜正勝主持改版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以提升台灣史地教學的比重，其中「社會篇」由林富士、彭明輝（吳鳴）編寫。
二、中研院自1984年開始主導台灣的「數位典藏」工作以來，林富士扮演重要角色，犧牲奉獻的幕後人物。
林富士年紀比我小，卻是我的亦師亦友。他以穿越時空的宏觀、探究本質的微觀，詮釋、分析萬事萬物，我常在與他交談中得到啟發和鼓勵。
他說，史家、記者最主要的社會角色都是「溝通者」，都可以稱之「媒體」，史家的責任是讓古今之際聯繫不斷，記者的責任是讓人群之間溝通無礙。
他認為記者應該扮演減少誤會、對抗、衝突的「溝通者」，這個觀念提醒我身為「媒體人」的本質，也強化我對新聞工作的信念，包括我長期關注台灣族群議題，希望從歷史角度撰寫有助族群之間相互了解的報導。
我在擔任記者期間獲得新聞獎肯定的專題報導，包括2002年的「回來做番：當代平埔的族群認同與文化復興」系列報導 、2003年的「檳榔西施的文化觀察」系列報導、2004年的「重新發現台灣：台灣史最近十年研究成果」系列報導、2005年的「數位@文化.tw」系列報導，林富士都是我的採訪對象，並給我很多指教。
我撰寫的《台灣史新聞》，即希望彰顯台灣多元族群的觀點。
林富士也是我的貴人，我在2006年離開報社後，他引介我工作機會。他擔任中興大學文學院長時，邀我擔任十個月的駐校作家，指導文學院電子報及編寫校史。他擔任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召集人時，邀我採訪撰寫《遠見與承擔：中研院數位人文發展史》。
林富士是胰臟癌開刀，這三年已有隨時辭世的準備，他一方面妥善安排後事，一方面努力完成計畫中的寫作，讓人感佩。
他因體重逐漸減輕，需要「保重」，我最常做的就是送去基隆的滷肉飯和水煮豬腳。他特別喜歡水煮豬腳，他說他父親生前常和他來基隆吃水煮豬腳，他以吃水煮豬腳紀念父親。今年端午節，我在疫情中宅配冷凍水煮豬腳給他，現在想來非常欣慰。
去年，他指點我寫歷史小說，囑咐翁佳音和我合寫飲食的台灣史，都已經完成，可惜無法請他寫序了。
原文出處 曹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