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陳耀圻拍了一部待退軍人到花蓮木瓜溪畔墾荒的紀錄片《劉必稼》，在文化界引起極大震撼；四十年後，胡台麗同樣以劉必稼為主角的紀錄片《石頭夢》公開放映。這兩部電影，恰可作為一個人在動亂時代，被拔了根，又重新落地生根的故事看。
聯合報副刊、國家電影資料館、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三個單位一開年就舉辦了「從拓荒者《劉必稼》到《石頭夢》」座談會，邀請《劉必稼》作者陳耀圻導演、《石頭夢》作者胡台麗導演，以及小說家陳映真、攝影家張照堂、劇場藝術代表人物王墨林，探討這兩部影片的內涵與藝術。除了陳映真，其他四位都具有紀錄片導演的經驗。
《石頭夢》導演胡台麗，現為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她先開始談起拍片機緣。雖然四十年前她已聽聞《劉必稼》這部影片，卻無緣親自觀看，直到一九八六年，當她做榮民研究的時候，在花蓮光華農場中意外發現劉必稼的名字，才認識了陳耀圻當初特別挑選的劉必稼先生與他的家庭。
對台北文藝圈 投下一個炸彈
近來鮮少出席公眾場合的小說家陳映真特別參與這場座談會，他說，因為這次活動，讓他重新回到四十年前。他回憶當年在未看到《劉必稼》之前，台北文藝圈的朋友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紀錄片，甚至以為中影、官方的電影公司拍攝的一些宣揚台灣進步的電影就是所謂的紀錄片，因此非常痛恨紀錄片。但是看了陳耀圻的《劉必稼》之後，第一次體會到真實的人、真實的生活、現場的紀錄，那種發言力量跟審美力量如此巨大，是閉鎖的六喩年代的文藝青年無法想像的優秀之作，像對台北文藝圈投下一個炸彈，非常震撼。
從那時開始，他從作品中認識了陳耀圻，覺得這個人不簡單，還有更深的東西可以挖掘。只是要等到七年過後，他從牢裡出來，才能繼續去關注也因思想問題坐過牢的陳耀圻；而那時陳耀圻卻拍了幾部商業電影，他有些失望，因為從中他無法看到心目中陳耀圻該有的信息或想法，找不到《劉必稼》的影子或者拍攝的精神。而到了新電影時期，陳耀圻依然缺席，陳映真不免推測其中因由。
他認為，或許是在東西方冷戰跟國共內戰的雙重結構下，就像劉必稼的命運一樣，劉必稼是一個非常質樸、真摯、木訥、勤勞的中國農民典型，在時代與歷史的撥弄下過了大半輩子，雖然他不知道那歷史撥弄的意義。曾留學美國的陳耀圻面對歷史的撥弄，他沒有選擇到美國去，應該是想要在台灣有所作為，然而這團像是從天外掉下的火球卻無聲熄滅了，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談到《石頭夢》，陳映真認為胡台麗畢竟是人類學家，所以她觀看的角度也帶有人類學家的視角，在鏡頭面前捕捉了很珍貴的紀錄。只是影片中所謂的「族群意識」，是他一向不太贊成的區分方式，因為西方講族群，是ethnic group，是有血族、族裔的差異，省內外的人都是漢族，不應看成不同的族群。
一個開端，一個墊腳石
現任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所長的張照堂，回憶當年在耕莘文教院看到《劉必稼》這部影片。那是一場難得的盛會，喜歡文學、劇場、繪畫的人都去看了。在此之前從來沒有看過講個人，而且還是一個素民，不是政治人物或者名人的影片，第一次看到以一般老百姓，甚至還是榮民這樣的人物來拍的片子，眾人大為震驚，也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張照堂認為《劉必稼》對後來紀錄片的取材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那時候他們拍的不是實驗片，就是有劇情的東西，很少人拍紀錄片。
接續陳映真的測想，張照堂說道，在那個存在某些約束的年代，陳耀圻取材這樣一個人物，其中已經費盡波折。找榮民來作紀錄片，萬一其中有太多觸及敏感的東西，可能是很不得了的。而從這部片子中可以間接看到人受環境影響、受國家機器的宰制，陳耀圻可能受到警告或壓制，所以才慢慢不再觸及這類題材，因為這類小民、小人物的發聲太多，對當時政府管制不是很好的事情。但這部影片因為樸素，給人前所未有的感動，特別是對永遠躲在城市裡面的知識分子來說，這部片的確是一個開端，一個墊腳石。
張照堂認為胡台麗用了更大的力量和篇幅來尋索劉必稼這一群人的生活和生命的關係。劉必稼是一個平凡的小人物，但卻是個值得追根探尋的方向。胡台麗拍這部片子，不只是紀錄了劉必稼的一生，更指引了紀錄片可關注的方向。
現代的紀錄片少了 歷史背景與厚度感
當年同樣也在耕莘文教院看到《劉必稼》的評論者王墨林，認為老兵問題會變成禁忌，原因在於台灣跟美國的關係。當年韓戰結束，美國決定要反攻大陸，他們非常不信任國民黨帶來的外省老兵，所以重新建立徵兵制，強迫老兵退伍，而台灣當時的主政者就將美國提供的錢用於公路開發建設，這場面也出現在《劉必稼》一片中。因為有這樣的歷史背景，影片就有相當感人的力量，對照現代的紀錄片，雖然都講人、講弱勢，卻少了背後的歷史背景與厚度感。所以，對他來說，陳耀圻是個傳說，劉必稼也是個傳說。
而《劉必稼》與《石頭夢》兩部影片都有讓他熱淚盈眶的感動，在《劉必稼》是一幕颱風來臨前，劉必稼與夥伴一個個安靜地站著，抽煙，眺望遠方的景象，讓他感受到一種在老兵的身體中存在的安靜。他會試圖想像他們在想什麼，那答案也許是跟他們生命非常有關的記憶，也許是寂寞空洞的存在。
他對《石頭夢》的感動，一種會心的微笑，是在看劉必稼對導演說「這塊地是我的」的時候。對外省人來說，那是最大的成就，因為台灣的外省人是沒有地，沒有鄉里，沒有廟，沒有祖墳的。當劉必稼講這句話的時候，跟他們安靜地站著，很空洞、無力地眺望遠方的神情，形成非常強烈的對比。在這兩部影片裡，通過同樣一個人物，不同的兩個畫面，呈現了時代的轉變。除了相同的人物，石頭也是這兩部影片中一個相同的元素。在《劉必稼》中，石頭是開疆闢土的象徵；到了《石頭夢》，石頭變成玫瑰石、山水畫，是可以買賣、交易的物品，這反映了台灣社會發展的一個想像空間。
紀錄片應該挑戰權威 跟所要拍攝的人在一起
成為大家的傳說的陳耀圻沒有正面回應陳映真或張照堂的疑問，卻在接續的發言中提出自我批判，他說拍片動機可以追溯到一部很重要的電影酖酖《北方的那奴克》（Nanook of the North／Robert J. Flaherty），是美國二十世紀初一位很重要的紀錄片導演拍攝加拿大北極愛斯基摩人家族的故事，讓他也想拍屬於中國人最好的特質感的東西，拍人跟土地、血脈的故事。當初拍《劉必稼》，只是想表現典型中國農民的勤勞、善良、木訥，因此想找一個符合這形象的老兵，找了許久才找到劉必稼，再加上他的名字有莊稼的稼，好像冥冥之中他就是這部影片的主角。
他也談到，拍電影會先有構想，可是真正去拍的時候，就會有各種預先想像不到的情況發生，所以影片沖洗出來以後，跟當初的想像會有不同。當構想跟結果有很大的落差，關鍵就是必須捨棄原來的構想，唯一可依據的就是毛片上所呈現的影像與聲音，這個時候才是紀錄片開始成形的階段。意念、理想全部歸零，然後從毛片中一遍又一遍地看，慢慢從中找到、發現存在其中的生命，剪接與成形是在此處開始完成。所以因為《劉必稼》而聽到很多讚美、掌聲，甚至變成傳說的他，認為這一切榮耀、掌聲，只有劉必稼可以承受；他只是一個工具，觀眾所看到的一切是劉必稼自己散發出來的，他只是很幸運地曾經去做這件事。
他對自己的批判是當時在拍攝劉必稼的時候，雖然不是惡意，卻沒有跟劉必稼站在一起；而紀錄片應該要站在與弱勢者同樣的立場，站在同樣的水平上去看被拍攝的對象，不能從上往下看。紀錄片應該挑戰權威，必須跟所要拍攝的人在一起。
劉必稼的夢：對於土地傳承的期望
對於這個觀點，胡台麗提出不同的看法，她覺得不管是《北方的那奴克》，或者其他種種紀錄片，當拍攝那對象時，多少會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拍攝對象上。就像她也想挑戰所謂典型的莊稼漢的概念而拍《石頭夢》，但除了這些人的善良、木訥等等最好的特質外，更想探索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管是什麼樣的人，落在什麼樣的環境裡，他基本上「想要什麼？」，而在想要的過程中，各種不同個性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方法，這是人性的展現。
而因為她做榮民研究，父母是外省背景，也拍過《穿過婆家村》，曾經在台灣農村學語言、跟他們一起生活，所以，當她拍攝《石頭夢》時，背後蘊含的理念是希望在他們身上看到一些同樣在這個土地上生長的每一個世代的人，是不是有共通的特性。因此她看劉必稼，不是只要看到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或者是在台灣這個土地上代代生長的人，是否會呈現共同的特性。
不過胡台麗剛認識劉必稼的時候，並未想到要拍攝劉必稼，而是隔了數年之後才開始拍攝。她回想當時，如果一開始就拍，很可能會拍出一部充滿憤怒的影片，因為她看到的是他們村落與其他農村生活狀況的差異，看到他們婚姻的不正常狀態，看到他們耕作了許久的時間，卻依然沒有土地權，他們像佃農，甚至像農奴。那時候她碰到劉必稼，覺得他最大的夢就是有天他辛苦耕作的土地能夠變成他的。
一九九喩年後，土地放領開始，這個村落才有大的轉機。到了一九九九年，他們因為取得土地所有權，聚落雛形更清楚，這一群人開始建村廟，建立管理委員會，村落形成，根才扎實。在這個過程中，她看到劉必稼的夢，有相當程度的實現，也看到了劉必稼對於土地傳承的期望。
她發現劉必稼的思考路徑，其實就是整個村落中老兵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夢。不過儘管有孩子、有土地，他卻還是會心繫故土，他們經濟不富裕，但回去的次數卻不少。人不忘根的部分，是他們的至情至性，在新的時代，卻沒有被珍貴的肯定，反而被現代政治扭曲為「不愛台灣」！她希望能藉由《石頭夢》這部片子，讓大家多思考這方面的意義。
主持人陳義芝認為胡台麗的電影語言非常和諧平靜，但可以引申到包容很多的苦痛心酸不為人知的種種，或者焦慮，或者生命的困惑，一點也不煽情，沒有憤怒，反而使影片非常有張力。他強調電影作品跟文學作品一樣，要讀得下去，動不動人是很重要的。
《石頭夢》表現更多 人性上探測的部分
張照堂也肯定了《石頭夢》的兩個優點，一是胡台麗用對了攝影師。因為攝影師李中旺的性格就是安安靜靜的看，觀察一些他認為美好、安靜的東西。第二個是胡台麗用十六釐米的底片，承繼了陳耀圻《劉必稼》影片的特質，傳達更為和諧、中間層次更豐富的意義，讓人有溫暖的感受，甚至有鄉愁的味道。
影片中的劉必稼一直是很木訥的人，但在《石頭夢》裡有很多的話他講出來了，表達了那悲傷的心情、感覺，觸及內心深層，這是《石頭夢》表現更多人性上探測的部分。
王墨林分析兩位導演在兩部影片中採用不同的敘述。同樣一個劉必稼，陳耀圻表現出一種孤獨的感覺，是從一群老兵濃縮、凝聚到劉必稼一個人身上，他要談的是歷史的問題，那個歷史是動亂的；胡台麗是要從劉必稼與村子中的一群老兵來反映族群融合，以及其中定居的歷史。但他認為《石頭夢》宣傳的標語用「美麗的多元族群」，有過度簡約的問題，將一群人的現實問題簡約成為對土地的認同。
胡台麗總結說，她觀察到很多新的外省族群，願意投資更多的金錢在孩子的教育上面，但是在這個村落剛好相反，他們跟台灣其他代代有土地的族群其實頗類似，會先想抓住土地，在投資孩子的教育方面，力量較為薄弱。他們努力累積土地資產，將來的回報，就是他們的孩子可以在這塊土地上，安身立命。
原文出處 蘇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