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傳統社會暴突的特殊利益群體「太子黨」，儘管常引致群情激憤，卻歷久不衰。在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陸並無例外將之繼承，甚至加以發揚光大。大陸媒體自然忌諱報導，某些高級官員尤其是高幹子女也一再加以否認、詭辯，但中共「太子黨」這個稱呼還是得以廣泛流傳。
無疑，權貴子女可以經商亦可以從政，問題在他們經商是否與平民子女一般在市場公平競爭，晉升是否經過正常的與平民子女平等的程式。中共高幹子女中當然不乏優秀者，問題在於有更多「太子黨」成員不僅表現在依捷徑獲取政治權力的單一走向，近年來更突出地表現在經濟領域牟取暴利。
尤其嚴重的是，在缺乏正確法治系統和自由新聞機制的中國大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得以免除司法審查和新聞監督。同時，他們自己也愈來愈擅於變化和隱藏，使得民間社會流傳的相關「小道消息」真假混雜、是非難辯。個別「太子黨」成員常常以此來反擊輿論的批評。
當「太子黨」成為中國大陸政壇、經濟領域一個異常凸顯的利益集團，而且嚴重地影響到中國政經走向時，人民對他們的成長歷程、教育背景、社會關係及政治、政績、前景等等依然缺乏比較完整、準確的了解。
「太子黨」定義的爭論
何謂中共「太子黨」？可真是眾說紛紜。
以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前副主任、著名政論家阮銘為代表的一派觀點指出，「太子黨」應該是特指有具體接班「綱領」，甚至有所謂「組織路線」，拉幫結派，準備奪取黨、政、軍最高權力的中共高幹子女中的少數政治人物和他們在社會上的黨徒。比如前中顧委主任陳雲之子陳元（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女婿潘嶽（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副局長）、鄧力群之子鄧英淘（青年經濟理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等為代表的一批。
一九九一年蘇聯政變失敗後，大陸曾流傳一份題為〈蘇聯劇變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長篇文章，被海內外普遍認為是上述「太子黨」成員實現接班理想後的「新政綱領」。潘岳正是這篇文章的策劃者（海外曾誤傳是陳元）。
另一些人則認為，「太子黨」應泛指未躋身權力中樞而又將自己的政治奮鬥目標對準黨、政、軍核、心領導層的一群高幹子弟，他們上有「通天」本領，下有想巴結他們老子的各級黨政官員及把政治賭注押在他們身上的一批平民出身的知識份子多方捧場，加上因共同背景和利益而加強橫向聯繫，使他們儼然成為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
也有人提出，中共「太子黨」並不是一個有統一的組織路線的政治聯盟，而是各有各的地盤和利益，如有的從事「官倒」，對政治崛升無大興趣，認為搞錢比撈官來得實際；有的則政治野心很大，希望進入中央權力核心。無論是「官倒」（商）還是「倒官」（政），祗要是依賴老子的權勢發展者，均算「太子黨」。
雖然從理論上將有「組織」、有「綱領」又拉幫結派的高幹子弟視為「太子黨」較為嚴謹，但並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特別是自一九九二年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後，整個中國大陸已經徹底進入一個政商不分，軍商不分，甚至黨商不分的特定時代，更多的高幹子女憑籍其父輩的政治影響及兄弟姐妹們已經佔據的黨、政、軍要職，越來越瘋狂，越來越肆無忌憚地買權易錢」。
而這些二以權易錢」者流，有的可能是對執政沒有興趣或沒有信、心，有的則是斷定未來中國將走向「以錢易權」的時代．即所謂「金元政治」朝代。像潘嶽那樣還具有強烈憂黨意識者，在年輕」代高幹子弟（三、四十歲左右）中其實是罕見的個案。顯然，以明確的「組織路線」和「政治綱領」存在的「太子黨」所限定的範圍太窄。
其實，人們約定俗成的「太子黨」定義已經相當寬泛，「黨」並不是指「政黨」，就像批評中共為「特權黨」，但「特權黨」並不是一個政黨的名稱一樣。海外媒體多年來已經習慣把大陸一批憑著血緣或裙帶關係，踏著「打江山」的父輩為他們壘好的階梯，平步青雲的中青年官僚或縱橫商海的新富豪，統稱為「太子黨」。
現在似乎沒有必要從概念上再論證這個詞彙的包容性和科學性，至少「太子黨」這三個字對中共實行封建世襲制諷刺得恰如其份。可以說，所謂中共天子黨」應該是指現在已經佔據中國大陸政權核心層，或把持黨、政、軍、商各級實權崗位，或正覬覦高位，同中共「打江山」出身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有親屬關係（直接血緣關係或收養關係）的一批人。
所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包括三部份人：一，目前在世、甚至仍在中國大陸政壇實際主政或發揮幕後影響的一批人；二，曾經坐過江山，但現在已經作古的一批黨政軍最高層成員；三，為「打江山」流盡最後一滴血的所謂「革命先烈」，如江澤民、李鵬、鄒家華、葉正大等人的父輩。
有人不同意將中共早期烈士子弟劃為「太子黨」之列，認為他們承襲的父蔭較少。這種看法值得懷疑。按照王震「老子的江山是兩千萬顆人頭換來的」這種理論，所謂「革命先烈」的後代可能還比坐過江山的一批人的後代更可靠，他們本人從心理上對「接班」的問題也最覺得坦然。「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古訓，至今也還為」些中國老百姓認為是「理所當然」。
同時，他們的父母雖然早已不在人世，但他們往往成為親生父母「戰友」的養子，例如李鵬被周恩來夫婦收養。即使沒有被元老人物收養，這批人在其父母「為革命流盡最後一滴血」之後，往往都享受組織上的特殊照顧，如江澤民、郭樹言等人。
總而言之，無論「太子黨」這個概念是否科學，中共高幹子女及「革命先烈」子女陸續接班（或正在準備接班）畢竟已經是中共政治生態中的一個客觀現象，至於將這批人如何就政綱、政績、經歷、組織路線具體劃分成派系或梯隊是另外一回事。
就如同可以把中共「打江山」的一批人按經歷（即所謂「參加革命」的早晚）劃分成數批，也可以按照中共的「路線鬥爭」史劃分成數派一樣。這些「太子黨」在幾十年不斷反覆的政治權爭中，因機緣、興趣、抱負不同，因他們的父輩在權力關係網絡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已經或正在結成不同的權勢集團。他們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爭鬥，而且這種爭鬥往往蘊藏著更為複雜的因素，有不少還摻進了父輩的恩怨。
為了便於分析，根據中共高幹子女的不同年齡階段和中共歷史，不妨將「太子黨」分為三個梯隊。第一梯隊指經歷過戰爭環境，在中共建政前或建政初即被送到蘇聯接受史達林主義教育，回國後陸續占居黨、政、軍、商各重要部門的一批；第二梯隊指「文革」前已陸續進入哈軍工、清華大學等院校，即由中共自己培養出來的一批；第三梯隊是「文革」開始時正在讀中學（大陸將這批人及與他們同時代的人稱為「老三屆」），不幸隨父輩落難，在十幾年後又隨著自己父輩重新掌握了權力而陸續官場走紅商場得意的一批。
第一梯隊已居權力核心
中共政權把在戰爭環境裡長大成人的高幹子女稱為「馬背搖籃」的一代，意即他們早年是在軍旅中的馬背上長大，從來到人世的那」天起便開始經歷「革命戰爭」的洗禮。按照鄧小平八十年代選拔幹部「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的原則，這一批人最為合格（年輕化是與他們的父輩相比較而言）。
他們中的絕大部份人在童年和少年時代受盡苦難，其中不少還曾流落街頭或被父親送到偏僻鄉村寄養，例如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就曾當過童養媳、童工，甚至還隨母親坐過國民黨的監獄。正是共產黨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權才使他們改變了苦難的生活，脫離了艱苦的環境。「從地獄到天堂」的家庭和個人境遇的兩極對比，決定了這批人對中共政權的「無產階級感情」最為深厚。
中國人悠久的傳宗接代「續香火」的觀念，加之中共本身作為一個幫會組織「勝利果實」人人有份的幫規，決定了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從打天下的時候開始就已經注重對自己子女及烈士子女的培養。「打天下」的目的不光是為了改善自己境遇和現實利益，還有一層「福蔭子孫」的長遠理想。「保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事業千秋萬代、水不變色」意在於此，毛澤東的曆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說到底也不過是這一層目的。
自從三十年代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以後，中共就先後為自己的子弟創辦了延安保育院、抗日軍政大學附屬中學及延安自然科學院補習班。當年自幼入學這些地方，然後又跟隨父輩們南征北戰的高幹子女或烈士子女們少數日後即直接「參加革命」，多數則陸續被保送到蘇聯學習，回國後又被安插到中共各重要部門，從事基層工作」的鍛練，六、七十年代即在官場上顯露頭角，八十年代至今更成為中共核、心政權的第」批繼承者或者地方政權及中央各系統的掌門人。
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江澤民（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李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鄒家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鐵映（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國家體改委主任）、葉選平（全國政協第一副主席）、布赫（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曾慶紅（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黃毅誠（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聶力（全國婦聯副主任、中共建軍史上唯示女性中將）、葉正大（中將，全國人大常委）、鄒競蒙（中央候補委員、國家氣象局局長）、郭樹言（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皓若（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書記）、阮崇武（中共海南省委書記兼省長）等人。某位流亡海外的著名政論家在論及「太子黨」現象時，把中共黨內鬥爭分為「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第三代核、心」」為一方，「陳雲中意的匯二代領導人』太子黨為」方」。如此分析中共黨內鬥爭，理論上既不嚴密，更不合於客觀事實。
實際上，祗要對中國大陸政治問題稍有瞭解的人就可能會知道，現在中共政權的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按照陳雲和王震等人的解釋是所謂「江、李體制」，而這一江、一李本來就是由鄧小平和陳雲各自選定的」位接班人，而且亦都是「太子黨」。從前文所述的「太子黨」第一梯隊代表人物所居的權位，足以說明「太子黨」已經權居中共最高層，「江、李體制」就是「太子黨」的核、心。
關於李鵬是「太子黨」的問題恐怕沒有什麼異議，他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烈士）李碩勳之子，而且還是中共政權第」任宰相周恩來的養子。他的接班最為典型，直接接替的是養父的原任職務。
至於江澤民的家世，海內外曾有過不少誤傳，有人說他是李先念的「東床怏婿」，有人說他是中共元老，曾任過江蘇省委第」書記和江西省委第」書記的江渭清之子，也有人說他出身平民世家，並無特殊背景。
江澤民的生父倒確實是一個與政治無緣的普通知識份子，但是，他在十三歲時被過繼給他的本家六叔江上清為養子，而這位江上清是與李鵬的生父李碩勳、鄒家華的生父鄒韜奮同時代的中共早期地下黨員責人。他生前曾在蘇、皖一帶為建立「抗日統」戰線」立下汗馬功勞，一九三九年因遭受地方武裝伏擊中彈而死。
難以走出父輩陰影
第一梯隊的「太子黨」大都是「喝延河水長大」，「喝伏爾加河水成才」的，所以受毛澤東和史達林主義的影響最深，同時由於他們親自經歷了「打江山」的過程，對中共政權的感情最深、依賴性最大。
他們目前已位居中共權力鬥爭的第一線，已經或正在建築自己的權力堡壘，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以「留蘇派」為基本勢力，再網羅地方、軍隊、中央機關已有實權的平民出身的投靠者。
比如李鵬為首的國務院，在一九八八年七屆全國人大產生的四十一個部委中，就有十四個有留蘇背景，包括李鵬（總理）、鄒家華（副總理）、李鐵映（國務委員）、黃毅誠（能源部長）、丁衡高（國防科工委主任）、阮崇武（勞動部長）、錢其琛（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宋健（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朱訓（地礦部長）、李貴鮮（國務委員）、林漢雄（建設部長）、戚元靖（冶金工業部長）、曾憲林（輕工業部長）、趙東宛（人事部長）。在各部委中擔任副職的更多，例如葉正大、聶力、彭士祿（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等等。當時在地方，則以江澤民（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葉選平（廣東省省長）、布赫（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郭樹言（湖北省省長）、張皓若（四川省省長）等為代表。
第一梯隊的優勢在於：
一，與他們之後的兩個梯隊相比，這一批人對山口已接班的「合法性」自信信心最強，因而也在保衛「紅色政權」的問題上鬥爭性最強。
二，從年齡上看，他們目前都在六十歲左右，正處在中共政權最高層領導者的年齡。同時，按照中共最高層對幹部的年齡限制，他們中大多數人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屆全國人大」上再度連任。即使職務上出現了變化，但是並沒有完全喪失權力，有的反而是上升。
三，從接班人看，在「留蘇派」為主體的「太子黨」第一梯隊之後，看不到一個明顯的成熟的接班層，這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共教育受到文革」的破壞，使中間生出一個長達十一年之久的「人才斷層」。第二梯隊雖然躍躍欲試，但其資歷、政績目前還不夠成為最高層掌權者。所謂培養「跨世紀」接班人，目前還主要表現在副省部級這個層面。如果說第一梯隊的「太子黨」人有他們作為一個時代代表人物的優點的話，那就是與他們父輩相比，有更開明和務實的一面。與他們的弟妹相比，大都生活作風正派，工作作風比較嚴謹。
然而，這一批人雖然表面上站在權力最高峰，有處理日常事務的權力，但他們始終走不出父輩的陰影，也擺脫不掉僵硬的意識形態，也擺脫不掉背後時刻伸出來的「黑手」——在傳統社會裡，元老人物是不會在自己死前真正交出權力的。待自然規律使第一梯隊完全掌握中共政權，即所謂元老時代終結，真正實現了由自己說了算的那一天，他們自已恐怕也就到了給弟弟妹妹們交班的時候了。
第二梯隊生在戰火中，長在紅旗下
中共「太子黨」第二梯隊主要是指生於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又隨著父母進城「長在紅旗下」，在「文革」前已大學畢業或進入大學學習的」代。
在中共「打江山」出身的元老群體中，真正稱得上有文化者寥寥無幾，但他們卻非常明白建設和鞏固紅色政權需要「蘇維埃加電氣化」的道理，所以由自奪取大陸政權的那」天起，即把培養自己的子女問題當成「頭等大事」來抓。隨著中共政權進駐紫禁城後，原來延安的幹部子女學校更名北京育才學校，並新建立了一O一中學，仍是專收幹部子女。另外，北京軍區將原來的「榮臻學校」更名為「八一學校」，中央軍委建立了一所「十一學校」，中宣部系統亦建立了一所景山學校。這些學校享有特權，當年的教學及各種生活設施之先進，就是四十五年後的今天，絕大多數的平民學校也仍未達到。
據曾在這些學校裡讀書的幹部子女回憶，當時育才學校主要招收的是地方司局級以上幹部子女；八一學校、十一學校主要招收的是軍隊師級以上軍官子女（八一學校的地位更高）；景山學校則是黨內知識分子的子女雲集。而一O一中學的學生成員比較複雜，一種是中共烈士子女，如秦邦憲之子秦鐵、毛澤民之子毛遠新．！另一種是父母被派駐外地工作的幹部子女，還有一種是父親在歷次露線鬥爭」中失勢甚至喪命的中共幹部子女，如高崗的兒子高軒──至少在「文革」前，共產黨整它自己人的時候似乎是不殃及子女的。
在一O一中學讀過書的幹部子女回憶，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於進城以後的中共政要們大都對自己的孩子比較溺愛，所以許多人並不願意讓自己的子女到設在郊外的八一學校和」O一中學寄宿，於是就自然在北京城內教育品質最好的學校裡打主意。北京有名的師大附小，陸續接收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等人的後代，城內最好的中學如男四中、男八中、師大附中、師大女附中等學校更是中共高幹子女們雲集的地方。
由於國際冷戰的存在，毛澤東「居安思危」，中共把相當多財力花費在「國防建設」上，同時刻意把自己的子女培養成現代國防事業的接班人。
一九五二年，毛澤東、周恩來曾親自電令大將陳賡主持，用「最快的速度」創建一所軍事工程學院，以加速培養「自己的現代化軍事指揮人才」。於是，陳賡大將手持萬歲以及九千歲的欽旨，強令全國軍隊、地方各個有關部門為其開綠燈，結果僅用一年的時間就在哈爾濱建成了中共自己的「黃埔軍校」名曰l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根據當時國防部長彭德懷的一份報告披露：「到一九五八年，這所學校已經發展成為遠東最大的軍事院校」。當時中共高層的毛、劉、周、朱等人夢想將這所軍校逐漸擴展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軍事院校。後來，這所學校在林彪的主導下，被分散成幾個分門別類的軍事學院，主體部份則南遷長沙，更名為國防科技大學，地位大為下降。但它在五、六十年代裡陸續送出的大批畢業生都已在軍隊及地方重要部門擔負重要工作。而其中有高幹背景的」批，大部份都成為軍隊師級以上，地方司局級以上的黨、政、軍要員。另外，由於毛澤東曾一度指社會科學為「偽科學」，加之中共「科技興國」的宣傳，使得那個時代的高幹子女即使不進哈軍工，也要進清華這樣的名牌工科院校，進文科和往其他門類院校的為數甚少。毛澤東的子女李納是個例外，她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直到「文革」開始，中學畢業後，高幹子女們的主要集中入讀哈軍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一批大都就學於與國防工業有關的系和專業，所以他們畢業後也多直接進入了軍隊或國防科技部門。
中共「太子黨」第二梯隊成員比起第一梯隊和後面所要論述的第三梯隊成員相比，經歷最少坎坷。既沒有像第一梯隊那樣不得不在馬背認識字唱歌學文化，也沒有如第三梯隊那樣，在該讀書的年齡不能讀讀書，而是長年同步槍、鋤頭、榔頭打交道；「文革」中他們的學術地位不夠「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政治地位不夠「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同第一梯隊相比受衝擊較少；同第三梯隊相比，「文革」初期雖然也不得不走過一段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但因為當時他們已經大學畢業成了「國家幹部」，即使到「五七幹校」或其他基層勞動也還有固定薪資收入，很少如第三梯隊成員那樣，曾一度真正活動在中國大陸社會的最底層，同真正的勞動人民一樣含辛茹苦。
拉幫結派，各立山頭
在「太子黨」第二梯隊成才的五十年代，社會風氣、幹部作風遠不似今日」樣腐朽，所以「太子」們在學校讀書時，彼此之間也較少攀比各自父母的官職大小。
到了六十年代，這種情況有所改變。父母大都居住在北京，而且「太子」們又到了喜歡交際的時期，他們開始行走豪門之間、出入宮苑之內，不同級別的家庭不同設施，以及他們自身所享受的不同待遇衝擊著，他們正在形成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政治理念。他們很容易察覺到自己的自尊心的來源原來是父輩的「等級」。
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他們中大多數人的父母重返政壇，使他們也迫不及待地通過當「秘書」、「幹部培訓班」等方式獲取高位。並以父母的派系及出自己的學校劃線，拉幫結派，各立山頭「招賢納士」，形成各自利益一致、配合默契，有能量有經驗的班底。在最高層，最主要的「太子黨」圈子分別以葉劍英之子葉選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鄧小平之子鄧朴方、王震之子王軍、陳雲之子陳元、陶鑄之女陶斯亮、楊尚昆之子楊紹明為首。他們彼此之間時而互相利用，時而爭風吃醋，互不買帳，任何「外來人」想往上爬，往往依附其中一派。
這一批人雖然在八十年代以來大都升遷過快，但僅從年齡和閱歷的角度講，五十歲上下的具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擔任司局級至省軍級的領導人，不應該算過份。他們自己可以從心理上把自己近些年來突然崛升的原因歸之于「文革」中被「耽誤」了十年。事實上，他們中像賀鵬飛這樣僅有十多年軍齡即能官至正兵團級要職，像廖暉那樣一夜之間從一個團級（相當於地方縣級或國家機關處級）軍官躍升為國務院僑辦副主任（副部級，後升正主任）的畢竟不是多數，很多人官到如今之高位還是經過了各種「階段」的。例如粟裕大將的兒子粟戎生，自哈軍工畢業後即到了位於「抗美援越」第一線的部隊裡從戰士幹起，歷任班長、排長、副連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直到總參軍務部副部長。是故，他們中的一部份人對自己現居高位的「合法性」也還是有點「底氣」的。
就人數而言，第二梯隊的成員在「太子黨」中為數最多，而且大都在軍中身居軍、師級甚至更高。
在他們當中的相當一批已將解放軍的實權接管，少部份後來「軍轉民」進入了地方各級政權領導層。這批人在中共「太子黨」中為數最多，包括賀龍之子賀鵬飛（中將，海軍副司令員）、鄧小平女婿賀平（少將、總參裝備部部長）、張愛萍之子張翔（少將）、彭德懷侄女彭鋼（中紀委常委、軍紀委副書記）、陳毅之子陳丹淮（某軍副軍長）、粟裕之子粟戎生（少將，總參軍務部副部長）、譚震林之子譚冬生（少將，總參動員部部長）、楊勇之子楊繼平（少將）、楊尚昆之子楊紹京（國防科工委研究所所長，副軍級，已病逝）、王諍之子王蘇民（少將，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任弼時之子任遠之（副軍長）、秦基偉之子秦天（少將，副軍長）、許光達之子許延濱（裝甲兵學院副院長）、陳賡之子陳之健（少將）、劉伯承之子劉太行（裝甲兵部隊作戰部副部長）、羅榮桓之子羅東進（少將，二炮部隊後勤部政委）、劉華清之子劉卓明（海軍裝備論證中、心副主任）、馬本齋之子馬國超（少將，海軍航空兵後勤技術部政委）等等。
中央機關和地方代表人物包括：鄧小平之子鄧朴方（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鄧小平之女鄧楠（國家科委副主任）、伍雲甫之子伍紹祖（國家体委主任）、曾山之子曾慶紅（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廖承志之子廖暉（國務院僑辦主任）、陳雲之子陳元（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洪學智之子洪虎（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李維漢之子李鐵林（中組部副部長兼人事部副部長）、烏蘭夫之子烏傑（國家體改委副主任）、趙東宛之女趙地（中紀委常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勞動部副部長）、黃敬之子俞正聲（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姚依林女婿王岐山（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行長）、何長工之子何光偉（國家旅遊局局長）等等。
改革開放以後，他們當然也同大陸所有人一樣，不可能不受到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擠入大陸社會的各種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衝擊，他們已經開始意識到僵化的意識形態難以再迷信人民，但又不敢積極引進西方民主的思想。「文革」的混亂局面和他們對自己既得利益患得患失的心態，使他們中間正在醞釀」種比他們哥哥姐姐更大膽、更為務實的政治形態，即所謂「以非意識形態的共產黨組織社會力量；以非絕對專制的統治方式，以官辦資本（非官僚資本）市場化的經濟運行為主體，與部份非共菁英人士的階層和集團相結合，來推行異化的共產黨獨裁統治」的政治方針。這種思想最明顯表現在《蘇聯劇變後我國的現實應對戰略選擇》，有人稱之為「太子黨綱領」，激進者更斥之為法西斯綱領。不過，這份綱領的策劃者是比他們年齡小得多，應屬於第三梯隊的潘嶽。
平心而論，「太子黨」第二梯隊畢竟比他們的父母輩和哥哥姐姐們（第」梯隊）減少了意識形態上的束縛，儘管他們在形式上離不開中共的特殊個性，但他們是中共內部自我改造最堅定的力量。當元老治國時代終結後，主導政壇的「太子黨」第一梯隊就會積極拉攏第二梯隊，使之成為專政的輔助力量，並通過第二梯隊與第三梯隊溝通。但是，歷史不太可能給他們太長的時間，除非他們由自我徹底更新。
第三梯隊瘋狂牟取暴利
至於「太子黨」第三梯隊，指的是生於中共建政前後，正在中小學讀書時即趕上「文革」的一批高幹子弟。他們」出娘胎已是特權的受益者，「新社會」的寵兒，高高在上，一帆風順。
「文革」初始，他們紅衛兵沒當幾天即隨著他們老子倒運，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其社會地位一度甚至不如中共的革命對象「地、富、反、壤、右」的子女。所以鄧小平實際上否定了毛澤東以後，「文革」中的落難經歷成了他們紙醉金迷甚至無惡不作的藉口，從事官倒的理由和從政的資本。這一代高幹子女中，因為看透了社會現實的黑暗，看透了人生前景的悲哀，甚至也看透了共產黨政權的無望而走向墮落者為數最多。就整體而言，他們對金錢的貪婪超過獲取權力的欲念，所以他們更多地在經濟舞臺上表演，在商海中弄潮。
中共「十四大」上，「太子黨」並沒有如外界此前所傳言的那樣大規模進入中央委員會。境外媒體便有了「太子黨」全軍覆沒之說，繼而又言「太子黨」從政不成，轉而入商界求發展，典型如鄧小平之子鄧質方（四方公司）、陳雲之女陳偉力（中創公司）、王震之子王軍（中信公司）、榮毅仁之子榮智健一香港中信公司）、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六合公司）、李鵬之子李小鵬（華能公司）、葉選平之子葉新福（香港萬信公司）、陳毅之子陳曉魯（北京標準國際公司）、張愛萍之子張品（新時代公司）、烏蘭夫之子烏可力一長城工業公司）、彭真之女傳彥書日利公司）、宋任窮之子宋克荒（北京置業公司）等等，有人還湊出個所謂「中國十大家族」。
中共部份幹子黨」縱橫商海牟取暴利，既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體現，亦反應出相當多的太子黨對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毫無信、心，急於趕在尾班車上撈一把的世紀末心態。但這並不是新一代「太子黨」勢力的全部特徵。事實上，第三梯隊的「太子黨」成員並沒有因為在中共「十四大」上未能成為中央委員，便停止在政壇上謀取權位的努力，恰恰相反，他們正急速在黨、政、軍系統掌控盡可能多的實權。祗不過因為他們的職務尚還不需要通過黨的代表大會，亦不需要令全國人大會議表決，從而較少為媒體注意罷了。
毫無疑問，倘若說當名現政權的統治者也是一種理想的話，中共高幹子女中沒有理想，甚至滑向墮落的統治者主要集中在「文革」中曾一度落難的這一代。倘若說繼承父輩遺志也是一種事業心和責任感之表現的話，中共高幹子女中對自己父輩用血汗換取的政權最沒有責任感的，也集中在這一代。他們身上既有高幹子女的驕蠻霸道，又沾染上社會下層的油滑善變。個人命運緊隨父母權勢升沉和改變這一刻骨銘心的經驗，使他們深知必須緊緊與老一輩人捆在一起不能分離。
不過，他們身上雖然沒有原則性、道德感和對馬列主義的偏執，但卻有著更多的貪婪和野心。他們組成各自為「政」的「沙龍」，他們「黨同伐異」，野心極大，培植勢力，有的則鑽入中樞，或當首長的秘書，或在職能部門任不顯眼卻掌實權的職務，有的則由政而商，還有的更可以像串門子似地在軍、政、商三界任意遊走，忽而西裝革履，忽而將校戎裝。
他們之中也不乏立志於一番事業者，並在各出口部門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代表人物包括薄一波之子薄熙來（大連市市長）、習仲勳之子習近平福建省委副書記）、鄧力群之子鄧英淘（經濟理論家）以及潘嶽等等。
一九九一年，大陸出版了一本名為《共和國的第三代》的書，作者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小學的同班同學楊帆。書中把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的中、小學生們稱之為「共和國的第三代」。書中言道：這第三代人中，「幹部子女和知識份子子女、平民子女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說，已經轉化為新興政治家、思想家和企業家的關係。」言下之意，幹部子女就必然是「政治家」。
據聞，這本書實際上由薄熙成授意寫成，被看作是中共「太子黨」的「新政綱領」。此書的內容等於坦率地承認了中共「太子接班」的現象，並勸告讀者應該認可這種現象。
應該說這「共和國的第三代」，即中共「太子黨」的第三梯隊在接班問題上，同他們的兄長相比是最不具備「合法性」的。他們在趁「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尚還可以繼續「垂廉聽政」的最後幾年裡，一方面是迫不及待地要躋身於權力高層，以免錯過這歷史給他們的最後一次機會，一方面還要拿出「自己的東西」，以彌補在「合法性」問題上的「先天不足」。
《共和國的第三代》中列出了十二條「新政綱領」，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強化執政意識，提高執政本領」，絕不能再繼續強調無產階級政黨與剝削階級政黨不同的特殊性，而忽略作為執政黨、執政者所必須掌握的一般規律，即為無數人總結和研究出來的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決策科學、人口學、經濟學、新聞學、、心理學、行政學、法學所闡明的一般規律」，「把它們作為『剝削階級統治術』而一概排斥」。
書中還說：「新一代領導階層有必要達成共識，特別要處理好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出現亙貝族化』和溝家父的鬥爭，而社會的最終穩定，是成功地用平等競爭的科舉制度，把知識份子吸引到統治階級方面來，這就擴大了政權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決不能認為某一個政權是可以離開政治家、思想家和企業家，排斥知識分子，『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恰恰相反，祗有實現執政的科學化，才能制定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來。」
由此可見，中共「太子黨」三個梯隊的不同特點，除了前文所述內容而外，還有」個最重要的區別就是：第三梯隊吸收西方觀念最多。換言之：即第三梯隊的成員們最希望在中國大陸建立起一個實際上類似臺灣五至六十年代那樣的政體，即經濟上「搞活」；政治上「管死」。再準確一點說：就是讓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和老百姓自由程度回復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程度。
必須承認，第三梯隊成員中，有一部份人，如習近平、鄧英淘、薄熙來等由於畢竟曾同大陸社會最底層勞動人民有過較長一段時期的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經驗，所以從中真正體味出了給老百姓以更多的實際利益是維持一個政權長期穩定之必須的道理。同時，其執政意識也不乏以自己的德政救廣大中國大陸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良心發現。
在中國變局中的角色
中共「太子黨」力量的形成，遠比上述介紹的要複雜，例如父親去世後，仍還在世的母親對他們思想、仕途有難以估量的影響（即所謂寡婦政治），以及「太子黨」彼此之間的聯姻關係（如葉選平之妻是中共元老吳玉章的外孫女，葉選平之妹又嫁給鄒韜奮之子鄒家華）等因素，都是不可忽視的。限於篇幅，本文對這些方固的因素未作詳細分析。相比較而言，中共「太子黨」的第一梯隊雖然總體上說也是強過他們的老子，起碼不會再荒唐到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地步，但第一在政策和路線上不會背離他們的老子太遠，其執政意識中更多的是從維護政權本身出發，而不是從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及人民幸福出發。目前江澤民和李鵬在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問題上的表現，已經充份證明了這一點。其二，正如前文所分析，他們中的大多數僅僅是因為年齡所限，也祗能是中共老一代交班過程中的過渡型人物。包括江澤民、李鵬、鄒家華在內，到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開時，都已經是年過七旬的老人。
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的成員是有可能在他們的老子們全部下葬之後通過否定「社會主義」，從而成為中共政權中所奉政綱最為開明的一批領導人。如果在那個時候共產黨政權還能夠繼續存在的話。這是他們得以保全權勢的可行辦法之一。
但問題是，歷史已註定他們是中共政權從其鼎盛時期走向衰落時期的最後一批力挽狂瀾者，也就是說他們要麼如前所述成為中共最開明的，也是最後一批領導人，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和現代化的漸進過程合拍，要麼隨同中共這座大廈的徹底崩潰而」起覆沒。
一九九五年初，已經對外宣佈「獨立主政」的江澤民在「反腐倡廉」運動中，推出一個首鋼公司大老周冠五的兒子周北方祭刀，接著又逮捕了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之子陳小同。於是，新權威小試鋒芒，吸引得曾經普遍輕視「江核心」的媒體紛紛對所謂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權勢進行重新詮釋。其中，」個有趣的話題又被提出來：江澤民與中共「太子黨」的關係又將如何？
港臺報刊隨即就這個問題作了回答，或曰周冠五公子周北方涉案被捕，系江澤民向「太子黨」開刀之舉，預告鄧小平死後可能有一群家世顯赫的「太子黨」成為新權威的刀下鬼；或日「太子黨」鄧後不保，江澤民將與「太子黨」的決裂中塑造自己的新權威形像。誠然，缺乏國君之尊嚴和黨魁之威信的江澤民欲真想有所作為，打幾隻「老虎」，尤其是打幾個民怨甚深的「太子黨」當可立威，祗可惜中南海不是景陽崗，江核心所回對的也不是三五隻老虎」。雖然對鄧後之中國局勢目前還不敢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中共又一輪反腐敗運動祗不過是一陣風，江澤民也絕不會與「太子黨」完全決裂。即使再推出幾個過于張狂的「太子黨」為所謂「反腐倡廉」祭刀，亦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共「太子黨」的整體生態。這是中共固有的體制所決定的。
儘管人們習慣於將依仗父輩權勢背景，在政治上獲取高級職位，在經濟上謀取暴利者泛指為「太子黨」，但「太子黨」是一個複雜的存在，在缺乏正確法治系統和自由新聞機制的中國大陸，他們得以免除司法審查和新聞監督，而且他們由自己也愈來愈擅於隱藏，以傳統的運動方式根本不可能對「太子黨」勢力進行徹底清洗。
另一方面，江澤民本人能獲取「核心」地位，毫無疑問是黑箱作業的結果，底氣自然不足。何況江澤民作為中共烈士之後，與李鵬、鄒家華、李鐵映、葉選平等人屬於同質的政治基因，與更廣泛的「太子黨」集團屬於命運共同體，政治利益、政治目標並無根本性差別和分歧。更何況至少江、李兩人的子女如今已經出脫成了新」代的「太子黨」。當然，在形勢需要的時候，或者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江澤民取幾顆不大不小的「太子黨」人頭來平息民怨是可能的。但這樣做的目的，並非是有意與「太子黨」決裂，恰恰是為了保全「太子黨」既得在手的整體利益。
前文各段所分別開列出的「太子黨」三個梯隊的部份執政、掌軍、從商成員名單足以證明中共「太子黨」勢力並非如一般媒體所言在政壇消退了，而恰恰是在崛升之中，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中共權力生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份。父輩的死亡或對某些人產生」定影響，卻根本上無損於幹子黨」整體勢力的發展。每一個職位並不是獨立的個體，它是龐大網路中的一個點，一個點都會帶來整個網路震動、反彈。
「太子黨」接班是中共政權走向衰亡的一種必然趨勢，但不會過急、過快，而是採取漸進、蠶食的辦法，因為「太子黨」中儘管不乏優秀、開明、傑出的人物，但作為整體力量難為人民所接受。如果中共政權過多地越級提拔「太子黨」成員，祗會使政權內部增加矛盾，外部加劇反抗，加速其崩潰的速度，最終使「太子黨」成為整個中共政權的陪葬品。
或許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共「太子黨」中的開明分子明白了籠絡平民出身的知識份子菁英的重要。近年來，中共政權」再表示吸引留學生回國和大幅度提高知識份子的物質待遇就是明證。諸多「太子黨」成員，例如陳元、王岐山、潘嶽等人身邊都集結了一批平民出身的菁英，更說明「太子黨」們似乎懂得了如果共產黨政權還能夠維持的話，貴族政治與菁英政治相結合恐怕是可行性的選擇。
另外，中共「太子黨」與港臺商賈的合作程度（廣度）可能超過外界想像。摘錄一九九五年九月臺灣革時晚選的一則報導即可見一斑：
辜濂松在北京與太子黨晤書
（記者陳駿逸、曾建華二十八日北京專電）參加北京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的我代表辜濂松，今天上午臨時改變行程，放棄了原定參加的PECC：「資本與財務市場」小組研討，於清晨五、六點，直奔北京郊縣的「順義國際鄉村高爾夫俱樂部」，與大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保利集團董事長王軍，以及鄧小平女婿賀平會晤，並進行全天球敘，由於辜濂松行程一改再改，近日來所進行的私人會晤，又都是中共「太子黨」頭號人物，其動向頗令人關注，已引起各界議論紛紛，「傳話」之說不逕而走。
儘管辜濂松一再向記者保證，他要見任何人，都會知會新聞媒體，但其行程卻相當隱秘，不讓人事先知道他到底要去哪裡，一再讓媒體撲空，經過多方查詢，才曉得他都是去和中共的「太子黨」見面。
辜濂松日前在接受本報系記者詢及，他是否將和中共高層會面時，很肯定的說，「我不會。如真有什麼事，也一定告訴諸位」，但他後來又補了一句，「除非對方要我不要說」，顯然已埋下伏筆。
昨天他臨時趕赴人民銀行，會見他的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元，就是前中共元老陳雲之子，政治前景相當看好，北京高爾夫球協會理事長王軍，則是已故中共八大老王震的兒子，而賀平的太太鄧榕，更是目前中共頭號人物鄧小平最鍾愛的二女兒。和這些人物會面，見面的安排又很隱秘，實在很難令人信服，他只是進行「禮尚往來」的簡單地拜會活動。王軍去年以大陸高爾夫球界人士身份訪問臺灣時，曾到過辜濂松家中作客，是否透過這層私人關係，曾進行某種程度的傳話，當時已頗令人關注，而今他們二度會面，正值兩岸關係緊張之際，辜濂松可以拋下重要的會議不開，與王軍、賀平會晤，難免令人聯想，他是否有比開會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總之，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大陸的形勢變化最主要應是兩種可能，第一是毛澤東所說的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第二種是實現貴族政治（以「太子黨」為主要特徵）與菁英政治相結合的「蔣經國模式」，形成一個向民主化漸進的，但為時不會太長的「後集權統治」的過渡期。
無論是哪種變化，有關「太子黨」的戲碼肯定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