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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李俊宏 醫師:李醫師,這幾天,我很不快樂!


這兩篇報導,讓我想到昨日有位思覺失調症病患同我說的話。

「醫師,這幾天,我很不快樂」

「怎麼說呢?」

「我很想工作,找不到工作,看到別人領那個兩萬多元的,很羨慕,覺得自己很沒用;我看到別人交女朋友,自己很想有女朋友,很忌妒」(他其實有句說不出來的話,端午連假,他被留在康復之家,有家歸不得)

「有的時候難過到,覺得人生是不是就這樣解脫比較好」

這一位患者,穩定治療了七、八年,幻聽、妄想這些症狀干擾減輕許多,但隨之而來的現實感,卻讓他感受到深深的挫敗與社會孤立。

我對這位患者說: 「能從生病當中走出來,已經很厲害了,如果是我,都不一定做得比我好,你要多肯定自己一點」「先讓自己健康一點,才找得到工作、才有人看上你啊,趁著端午找幾個病友出去走走,台南有觀光公車耶」

其實,精神科醫師或多或少都曾經想過,如果自己生了病會怎麼樣。思覺失調症就像是詛咒,雖然有遺傳或環境因素的影響,但你卻不知道何時、何人會發生,將近二十年來,看過醫學系、法律系、工程師、老師、高階公務員、上櫃公司老闆、上市公司老闆的家屬、政府高層的親人,各行各業,甚麼樣的人都有可能會罹患,甚麼樣的家庭都有可能受影響。

#你現在如何修法將來你或親友就有可能會這樣被對待

過去,我還是剛入門的住院醫師,在臺北市立療養院 (就是現在的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陳俊澤醫師病房接受訓練時。陳醫師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至今。

「我們要想想,把幻聽、妄想這些精神症狀拿掉以後,這個人還剩下甚麼?你能補給他甚麼?當他從精神症狀走出來以後,等著他的是什麼?」

「這個人好了以後,對他有甚麼好處?」

這段話,談的不光是患者在治療後,所面對的生命困境,也談患者以精神症狀作為防衛機轉,所為何來。以鄭再由而言,好起來,得面對的是殘破不堪的生命、腦功能嚴重退化的身體、自己是殺人兇手的事實以及整個社會的評價與定位。過去,我曾有位罹患產後憂鬱症,因為精神症狀殺子的母親,自此再也好不起來,因為她無法面對自己殺害子女的事實。

#我們這個社會給願意好起來的人甚麼
#殘障津貼跟健保醫療就夠了嗎

要能面對,必須要有足夠承受的自我功能(ego funcion),所以,有的人一直好不了,不光是腦科學上面的變化,對於內在動力而言,有時是需要足夠的滋養,才能讓患者重新面對自己的人生。

而,要讓陽光能照進佈滿精神症狀的漆黑人生,需要的,不只是醫療。但,往往,患者能有的,也只是醫療。我們常常是患者能傾吐心聲的最後防線,因為沒人會聽他說、沒人懂得如何聽他說。

即便是症狀,其實也有值得聆聽的部分,因為他代表了患者某一個程度的人生。

從醫這二十年來,健保對於精神醫療的摧殘,不光只是藥物或談話性治療的限制,過於講究格式的申報內容以及脫離精神醫療思維的書寫模式,也從根本上限制了精神醫療人員對於病患生命歷程的探究。

為了申報,我們花了太多的時間在書寫記錄,卻沒有時間聆聽;為了申報,我們採用了電子化的現代技術,但犧牲了文本的多樣性。為了追求效率,快速的病程治療規劃,也讓我們跟患者停不下來好好思索。

這,其實是從根本摧折了精神醫療的特殊性。

我們是一個了解人的科學,脫離了對人的了解,精神醫療就不再是精神醫療了。但,我不會說甚麼「用心聆聽」這種鬼話,因為我深深知道,在這樣的健保架構裡面,對於一個職業醫師而言,只能做到「盡量聆聽」而已。

昨天,門診看得很晚,我錯失了孩子畢業領獎的那個時刻。「我知道你在幫忙別人」回程,孩子貼心地說。

但,在這樣的體制裏面,在專業與誤解的拉扯間,究竟能幫忙多少呢?其實,我自己也很懷疑。

原圖文出處 李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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