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男籃打入奧運，讓人對日本體育的進步相當佩服。對比中國男籃的潰敗，不禁讓人思考，為什麼有這樣的差距？台灣統派藍營媒體不斷吹噓的中國大國崛起，怎麼放在這裡和「衰落」的日本相比，完全不像一個強國的樣子？怎麼連蘇共時期的全球體育稱雄都差得很遠？
是日本人拚博的精神太突出嗎？當然日本人對事物的投注程度，是世界上數一數二，但以一個十四億人口的大國，有著長期各地尋找人材的制度，要找出像日本人一樣拚博的運動員，甚至在程度上超越日本的運動員，應該不致於有問題吧？所以所謂的「民族精神」不足以解釋日本的上升和中國的下降。
要探討這個問題，要再看另外一個對比。台北市長蔣萬安到上海參加雙城論壇，他發表演講的影片，被拿來和上海市長龔正對比。民主的台北市長，大方且自信的坎坎而談，加上蔣家的身份，讓中國人感慨，龔正已經是共產黨的王牌精英，但怎麼就沒法這樣演說，只能像傳統共產黨官員一樣，無色無味的唸著不知所云的稿子呢？
這兩個例子，比對出來的，自然是自由民主制度和專制集權的不同。而這不同，來自於人性如何被誘因所影響，而導致行為的巨大不同。
對個人而言，在日本打好籃球的誘因，除了是自身喜好外，自然是可以把打球當成職業。而這職業的結果，和球員的實力有著直接的連結。因為不但職業籃球看的是實力，就連打國家隊，也是以實力優先。民主的日本，雖然也是有政府監管的體育競賽選拔，但因為透明的民主監督制度，所以國家隊的選取和訓練，都得回到贏得比賽的初衷。長期下來，以實力為導向的取材，加以高強度的競爭，自然地讓國家隊的實力，一再提升。
而反觀中國，職籃固然提供了球員的就業可能。但中國職籃，根本離不開政府的監控，更不要說球隊裡面的貪腐落後。而提到貪腐落後，中國國家隊的選拔和訓練，根本就是共產黨官僚體系的最佳樣本。實力，在中國體壇，永遠得擺在權力的後面。誰的關係好，誰上場。勝敗永遠沒有上級的照顧來得重要。長此以往，永遠在找關係，靠裙帶的教練球員，如何在世界競爭？
日本能打入奧運，是灌籃高手作者井上雄彥的夢想，也是千千萬萬日本男孩的夢想。但這個夢想，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夠追逐，唯有自由的人，才能夠夢想有一天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與實力，達成目標。
而自由的制度，也是蔣萬安和龔正的差距來源。沒有民主制度對選民的負責，沒有自由媒體對政治人物的監督，蔣萬安也會只是個姓蔣的官家少爺，也會跟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官員沒有兩樣。要在集權的共產黨出人頭地，不是靠和選民握手，不是靠處理民怨、理解民心向背。就算有時共產黨官員做出體貼民意的舉動，他們也不是為了人民，而是上級的績效考核裡，包含了這個項目。
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集權，正陷入一個惡性循環。越中央集權，各級官員，就越謹小慎微，凡事往北京看。而越集權，就越容易犯錯。一犯錯，就要找人負責，不能讓習近平負責，就要找下級頂罪。而下級越怕要負責，就越往上事事要個手諭，越脫離民意。我實在不知道，吹捧中國制度的統派藍營媒體，是左眼，還是右眼被蛤子肉遮住了。
真正的大國，是人民可以自由的追求夢想，並且不用擔心生命和財產的突然消失。在這個意義上，台灣和日本，早就是崛起的大國。中國才是侏儒小國。
原文出處 陳家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