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堅持對病毒「動態清零」的零容忍政策，把人民關在家中不得動彈，上海封城初期，還有沒東西吃的管理問題，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人，到底還能忍受思想自由、人身自由被剝奪多久？對一整個世代的中國人來說，也許這是第一次感受到共產極權統治的惡，但這種奴役感，可能帶給中國民主自由嗎？共產黨的統治中國，經歷了七十餘年，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盡頭，還是這只是一個小坎，千年帝制都忍受過的中國人，並沒可能達成民主自由？
按照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發展的理論，美國、歐洲這些已達成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國家，是「後歷史」的國家，處於歷史發展的最後階段，政治體制沒有其它的進程了，是為歷史的終結。而中國，在共產極權統治下，則還在歷史裡，還在前進，還未到達終點。對信奉馬克思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是很諷刺的說法。馬克思也信仰歷史是有進程的，但他想像的終點是共產主義的天下大同，也就是說，中國才該是「後歷史」的國家。但共產主義的失敗，眾所週知，連中國共產黨都不搞共產主義了，只有嘴上說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沒人相信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更不用說共產主義了。
福山傳承黑格爾思想，認為自由民主才是終點。如果福山是對的，中國終將走向自由民主，路途雖然遙遠、迂迴，但中國必定會達成自由民主，因為那是人類歷史的必然走向。我同意福山的看法，但我認為中國沒有一個安全的環境供給自由民主發展，中國在未來雖然一定會自由民主化，但不一定會在這個世代，甚至是這個世紀發生。
歷史線性前進的一大支柱是科學思想的發展。科學是有方向性的，高深的科學理論是由基礎開始，愛因斯坦雖然「典範轉移」式的提出相對論，但牛頓力學並沒有真正被推翻，火箭上太空的理論，還是牛頓力學。或許我們該說，隨著科學知識的增加，人類知道更多自然的原則，發展出更多應用自然原則的科技，但科學不是幾十年就來一次革命，去舊佈新。科學有進程，而因為科學有進程，所以人類的歷史，也會有進程，不是轉圈圈式的一再輪迴、重覆。
福山強調，因為戰爭應用科技，所以科學的發展無法擋，因為不發展科技，就要準備亡國，所以就連最鎖國的北韓，都忙著發展核武器自保。戰爭確保科技在人類社會的擴散、前進，而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造成資本主義以外的體制，都會出現困境。
人類科技越複雜，科技產品的生產、行銷、消費的規模就大越複雜，不用資本主義的自願交易本質，而想用計劃經濟規範，那是不可能的任務。看看小小手機，小歸小，但整個硬體生產製造和軟體系統應用，複雜程度之高豈是任何政府計劃經濟可以達成？北韓投入巨量資源，生產出所謂北韓獨自研發的個人電腦，也不過是海盜來的外國系統，改成北韓介面而已。而就在他們自豪電腦自製的同時，世界卻突然出現了智慧型手機，這叫計劃經濟如何趕上變化經濟？
改革開放的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和世界掛勾，成為世界工廠。而這世界工廠不但不是政府計劃經濟計劃來的，反而充滿了十足的資本主義精神。中國在世人眼裡，是最原始、最有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但這個資本主義經濟，卻在疫情期間，碰上了極權體制。從很多角度看，民主國家和中國對疫情的處理不同方式，反應的是資本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不同。
因為病毒的變化太快，只有在自願交易本質的資本主義裡，人們才能理性評估，要如何在「封城抗疫」和「解藥不能比疾病還毒」之間作取捨。有生計失去下落的平民百姓不斷要求救經濟，更有擔心生意瓦解的巨富不斷要求開放封鎖，才會讓懼怕病毒的聲音，有適當的制衡，政治決策才不會像中國一樣一面倒，一人說了算。一旦只有一人說了算，目標導向的官僚系統，就只能有一個目標，「清零」。
資本主義下，交易的進行有「信任」的成份，因為一切來往都是自願性。一旦走回計劃集權的路子，「信任」就沒有了。所以在民主自由的台灣，政府不用把隔離的民眾關到方艙，手機定位的使用加上基本的人際關係信任，就可以在Omicron之前，做到幾乎「清零」的境界。但沒有資本主義精神的共產黨，對人民沒有信任，人民也對政府沒有信任，所以「動態清零」其實就是暴力監禁人民。暴力式的強制方艙隔離，顯露的就是計劃經濟的極權體制並無法對付複雜的情勢變化。
Omicron的出現，同時打倒兩岸的零容忍政策，但自由的台灣，因為施打疫苗的準備充足，加上民眾不願像中國一樣持續鎖國，所以可以改變政策，雖然病例大幅增加，但醫療系統沒有崩潰，國門更是準備和世界持軌、開放。而極權中國，卻出現奇怪的走向。明明在高壓統治下，共產黨有十足的時間準備，可以全民施打mRNA疫苗，而且會因為可以採取強制的手段，反而可以有超過世界各國的施打率。但中國竟然沒有這麼做，反而繼續封城「動態清零」，拿2020的手段，對付2022的Omicron。而且就算民怨四起，也沒有施打mRNA，與病毒共存的計畫。
科學造成資本主義的必然，而資本主義強化科學的發展。因為美國資本主義獎勵研發的市場機制，讓科學家快速發展出mRNA疫苗。但逆勢而為的共產黨， 居然公然對抗科學的發展，無視病毒兩年多來的變異，無視科學家的研發，持續抱殘守缺。共產黨跌這一跤，把原本和美國兩頭並立的情勢給跌掉了。讓世人看清，所謂比自由民主更有效率的集權體制，不過爾爾。美國在整個疫情期間，從一開始的不以為意，到後來的防疫失敗，再到後來的重新站起來，彷彿在短期間演了一場大戲，給世界人民一眼看清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搭配民主自由的所有好壞。而在品嚐過所有的上下起迭後，觀眾終於可以客觀的給美國鼓掌，而對中國搖頭。
但中國抗疫的失利，只有突顯極權體制無法應付複雜的現代經濟，並不表示中國一定可以變成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國可以在經濟上倒退，人民生活不再向上提升，但不代表中國就需要民主自由化。福山也認為，科學發展造成資本主義的必然，但並沒有和自由民主體制有因果關係。中國還是有可能可以維持大致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繼續限縮人民權利，繼續讓共產黨掌控政權。歷史要終結於自由民主體制，還需要科學以外的力量。
而這個科學以外的力量，正在中國醞釀。
我從小看黨外雜誌，因為我做生意的父親，會固定在地方書局，偷偷摸摸地買回家看。在他的中小企業朋友間，流傳一個渴望民主自由的精神。白手起家的中小企業主，平常聚餐，酒足飯飽之餘，就是用他們粗淺的民主認知，共同地訐譙國民黨的腐敗，嚮往歐美日國家的自由民主。他和他的朋友，會用金錢支持黨外政治人物，小的從買民主香腸、黨外雜誌開始，大的則是直接金援給政治人物。許信良在1977年選桃園縣長的時候，陳水扁、林正杰、李敖辦雜誌的時候，都有這些中小企業主的金援。在國民黨還是掌握所有政治權力的時候，這些平民百姓，為什麼渴望自由民主？而中國這麼多有錢的資產階級，為什麼沒有台灣黨外的運動力量？能解釋這兩個為什麼，就能解開中國自由民主之謎。
我父親和我這一代經歷台灣民主化，我們的親身經驗，完全可以驗證福山理論，為什麼人類社會最後會發展成自由民主的體制。 柏拉圖說人的精神有三個組成，一是理性思維，二是身體欲望，三則是一種血性熱情，thumos，「蘇摩斯」，日本人稱為「氣慨」。人為這三種精神驅駛。我們可以了解前兩者如何驅動人的行為，理性思考利弊得失，當然是我們行為的最高準則。而我們像動物一樣，因餓而捕食，因色而求愛交配，也是可以了解。但血性熱情是怎麼回事？
追求民主的中小企業主和血性青年，為什麼要反抗極權體制？不是因為利弊得失的計算，也不是因為身體欲望的指使，而是「蘇摩斯」的爆發。
渴望自由民主，照黑格爾的說法，是由血性熱情所驅動。這血性熱情，唯有得到肯定的時候，才會得到滿足。肯定，recognition，就像食物填飽飢餓欲望一樣，滿足了人的「蘇摩斯」。中國人現下吃得飽、穿得暖，人生只要努力就可以取得相當成就，相對於其它時代的中國人，是相當可以驕傲，而感到滿足的。「蘇摩斯」在習近平大權在握之前，其實也有相當的滿足，看馬雲多意氣風發，在世界上和知名政經領袖，平起平坐，有野心的中國青年，多少人看著他，想著「有為者亦若是」。但這滿足感，很快就讓共產黨打了臉。
但我父親這輩的中小企業主，他們追求民主自由，不是因為他們因為國民黨的控制，失去了成為政經領袖的可能，所以要反抗國民黨。不是這樣的。同樣的，中國人民如果追求民主自由，也不是因為他們看著馬雲的下場，而心有戚戚焉，而不得不為。
「蘇摩斯」有兩種，一種是megalothymia，要超越他人、征服他人的雄心野性。歷史上的有名人物，絕大多數由megalothymia驅動。他們為了要出人頭地，超越世人，而擁有、展現了決心、毅力、智慧，甚至是不顧一切，包含了道德、親情、理性在內的一切，都可以捨棄，而只求一個聞達，青史留名。這個megalothymia也是人類初始統治者的由來，黑格爾說的「First Man第一人」。
在工業革命以前，財富只有一個來源，就是土地，而要讓土地產出財富，得用人力。有megalothymia的領袖，因為其英勇、智慧、過人的能力和機運，變成了部族酋長，變成了封建貴族，變成了極權皇帝，代代相傳掌握權力和財富，也同時奴役他人。貴族與奴隸，是幾千年人類歷史的故事。一直要到三、四百年前的歐洲，這個人類社會的基本關係，才得到改變。
三、四百年前的歐洲，科學和理性思維正在興起，從基督天主教會的黑暗掌控中，逐步成形。但這基督天主教義Christianity，讓歐洲陷入黑暗時代的宗教，卻是所有西方民主社會，平等精神的起源。
尼采說，Christianity是奴隸的意識型態。一點沒錯。不管是帝制下的中國農民，或是歐洲封建莊園的長工，本質上都是奴隸。貴族不做事，奴隸做，貴族掌握奴隸生殺大權。貴族和奴隸都是世襲，人生而不平等，沒有人可以改變命運。但少數吃苦的奴隸，心志磨練出過人的資質，因而生出思想，最後甚至生出行動，造成革命。雖然在現代以前的革命，沒有改變人類社會的本質，但卻逐步生出奴隸的意識型態，佛教的「眾生平等」和基督教義的「在神的面前，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奴隸的意識型態，都是對貴族權力的反抗，都是為內心血性的不滿足而製造出來的想法。
這是第二種「蘇摩斯」，isothymia，對被平等看待、肯定的渴望。這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最基本理由，「我不要再當次等人，我不願為奴，我要做主人」。這是追求民主的台灣人，內心最基本的渴望。國民黨的權貴，不是我的主人，不是社會的貴族，我們當奴隸太久了，我們只有達到民主自由，當自己的主人，人生才不會有缺憾。我的父親輩，事業有成，家庭尚稱美滿，但他們不滿足當次等人，所以渴望民主，希望改變自己和子孫的命運。我們則是憤怒青年，國民黨政府的貪腐，不正義，壓迫人民，把人民當奴隸，在我們眼裡，就是等待被革命的腐敗貴族。唯有民主化，才能滿足我父親輩的渴望，才能消滅我輩內心的怒火。
在習近平之前，中國人知道共產黨的特權，知道他們自己是次等人，但不以為意。大躍進和文革，把中國人嚇壞了。共產黨弄得不好，餓死人是可能的。因此當共產黨改革開放，把中國人的溫飽、基本生活水準提升到史所未有的程度，中國人對共產黨是滿意的。這滿意，一直持續到2021年，眼看世界受病毒肆瘧，中國人一樣歲月靜好，更讓中國人對自己是次等人的事實，視而不見。
但Omicron疫情之下，生活因封控而逆轉，連溫飽都出現問題，請問要如何對共產黨滿意？越對政府不滿，越發現自己是次等人，甚至是長工、奴役，任由主人打罵使喚，不得異議，不得二心。而主人還要你捨棄基本人倫，以國家大局為重，不要任意妨害抗疫。不要談人身自由了，人命都如此輕賤，在共產黨治下，人如螻蟻。
共產黨越高壓，中國人越明白整個共產政權是怎麼回事。中國不過是回到千年帝制，「皇天在上，賤民在下」。此前的小康溫飽、榮華富貴都是虛幻。共產黨越宣傳習近平思想，越稱頌共產黨政府德政，越激發人民反感。isothymia趨使的平等渴望沒得到滿足，民怨就如悶在鍋裡的熱氣，等著掀鍋爆發。
但共產黨掌握了史所未見的國家集權機器，輔以高科技，共產黨可以把所有追求民主的星火，在燎原之前給滅了。共產黨可以把中國鎖成北韓，依然掌有權力。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雖然認為民主自由之勢不能擋，但不認為在短期之內會有中國民主化的機會，除非共產黨自己崩解。而共產黨像蘇共在1989年一樣崩解的機會大嗎？
台灣的民主化，除了從下而上的人民對民主的渴望外，還有兩個力量促成。一是蔣經國的晚年轉性，二是美國的外在壓力。蔣經國之前殺人無數，但他老年推動的本土化，以及在美國施壓下放鬆的政治權力，讓蔣家積了不少陰德，給台灣民主開了個窗。如果不是蔣經國的晚年開明，台灣民主化，還要遲個不少年，搞不定還會出了習近平之類，完全逆轉自由民主進程。
中國現時需要的，就是共產黨內部開明派的轉向。共產黨在習近平的終生稱帝、動態清零之前，不管內部鬥爭多麼激烈，最後都是以黨繼續掌權為重，有一個統一團結的面向。但共產黨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派系鬥爭永遠與權力共存。關鍵在於，習近平治下，被統一團結的派系，沒有其它的出路。江胡鬥，鬥不過的，至少也能讓子孫脫產國外，繼續過好日子。但習把這些路，一個個封了。鎖在國內的高官、紅後代，沒有好日子，只有苦日子，最後一定有叛變。
而派系內鬥要事出有因，動態清零和接下來的經濟蕭條，如果變成鬥爭的引子，那就有可能有共產黨人，拿著民主自由開放的旗子，引民意當後盾，兩力相結合，而促成民主化。但中國現時沒有安全的環境給民主體制發展。
福山的理論雖然指出了自由民主的必然，但自由民主的路徑卻是indeterminate，在發展前無法預知的，他沒有相應的理論指點路徑發展的可能，但如果我們仔細看現代民主的興起，我們可以發現「安全」的環境，才是民主生根，持續走向不可逆的階段的重要原因。古希臘發展出了雅典民主，但雅典民主滅亡了。在眾多貴族寡頭統治城邦之間，雅典的民主顯得相當孤獨而脆弱。斯巴達的貴族戰士，不能忍受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擴散，徹底危害了斯巴達的生存原則，所以伯羅奔尼撒戰爭裡，斯巴達一舉把民主的希望給廢了。
普法戰後統一的德國，雖然有著世界最高的科學、文化水準，但卻沒有一個安全的空間讓德國民主可以生根。德國像一個躺在歐洲大陸的巨人，時時伸展手腳，壓迫鄰邦，而相對的，德國也要面對諸邦的進襲。德國大使曾對邱吉爾說，你們海島國家無法了解，在歐陸，擋在敵人的威脅之前的，只有戰士的胸膛。也就是說，德國沒有安全感，所以軍事主義是必然，而民主體制會弱化了國家，弱化了集體動員的能力，而威脅到德國的生存。
的確，美國地處兩大洋之間的廣大美洲大陸，南北二鄰弱小而無害，歐洲大國距離遙遠，美國的民主自由，可以在安全的環境裡發展，而且因為自由民主體制的建立後，美國的社會還提供了機會給俱有megalotyhmia的野心志士發展。不管是經濟，還是政治，野心家有著無窮的機會求得飛黃騰達。而且隨著人口增長，市場擴大，各行各業都有可以出人頭地的機會，連以前想都沒想過的行業，都可以成名致富，更是讓megalothymia發揮。不僅不會讓野心家走向軍事奪權，而且野心家得到的肯定與滿足，還會反過來想要保護這個讓他們發達的體制。
所以安全的環境，所抵擋的對象，不僅是外敵，也是內部的野心家。
1914年的歐洲，在費迪南大公遇刺之後，像個火藥庫一樣。而最中心的德國，社會卻是充滿了megalothymia無法滿足，意氣風發的德國人。「打、打、打」的民意呼聲，才是德國參戰的理由，德皇的野心，反映的也只是德國人的渴望。這個不安全的社會，在威瑪德國達到最高峰。野心家四起，最後拿下政權的希特勒，立馬廢掉民主制度。德國要一直到二戰後，美國展現至高無上的武力後，才真正達到一個安全的環境，讓德國民主可以發揮，而讓德國可以和美國、英國一樣，進入「後歷史」，而再也不是歐洲的安全威脅。今日，沒有一個法國人會認為有一天德國會武裝侵略法國。
這個外在強加的安全體制，主要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的首任秘書長說，北約的任務，就是把俄國人擋在外面，把美國人留在裡面，而把德國人壓下去。所以初始的美國駐軍，除了保護德國不受共產威脅外，也是要就近監視德國。
一旦德國對外對內的安全得到保障，資本主義和民主自由就自動解決德國人thumos的問題，平等的民主，安撫了isothymia，無窮的經濟機會，塡飽了megalothymia。德國經濟機器的背後，所仰賴的動力，和希特勒的戰爭機器是一樣的，只是前者造福人類，而後者禍害千年。
日本的遭遇和德國幾乎一模一樣，美日安保條約，和北約一樣，確保了日本對外對內的安全，因而可以一度成為幾乎追上美國的世界經濟強權，也不讓人擔心軍國主義再興。台灣在二戰後，沒有像日本、德國一樣，被強迫接受民主自由體制，但最後也是靠著美國，才走向民主自由。
因為中國的軍事威脅，所以台灣極度仰賴美國軍軍保護，也讓國民黨威權政府不得不聽命於美國。追求民主的台灣人，從外部遊說美國政府施壓國民黨，逐步放鬆政治控制。這才是我和我父親能夠有「黨外」來支持的原因。可以說，沒有美國，就沒有民進黨。
而美國的安全保護，也讓台灣社會在擁抱民主的過程裡，不用太過擔心軍事政變，沒有一個台灣的可能獨裁者，可以避免美國的干預。而八零年代的美國，對獨裁者，沒有太多的耐心。一來一往，台灣的民主，就在安全的環境下生根，而不再擔心逆轉。
中國能有這樣的安全環境嗎？
對美國而言，提供中國安全保護，讓中國自由民主化，是人類福音，而且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所以美國當會樂意擔保中國的民主安全，而且除了美國之外，世界也沒有一個國家有這個能力介入中國事務。
但要美國介入不容易。雖然有許多的中國人「口嫌體正直」的假反美真親美，但共產黨的洗腦教育，讓不少中國人還真的沒辦法不戴著有色眼鏡看美國。美國要成為中國的安全保護，難以想像。唯一讓中國死心塌地的像日本一樣看待美國的機會，可能得要打一場讓中國徹底失敗的戰爭。而兩個核子大國的戰爭，沒有人能預料會有什麼後果，不打比打的好。
但在共產黨內鬥的情況下，有可能讓開明派，引美國勢力自重，而達成美國安保中國民主嗎？有些可能，但一樣得經歷大變，也許是激烈的內戰，或者是慘絕人寰的飢荒，才能讓美國變成white knight，白馬騎士，來調停中國的內鬥。但這可能性也不大。
難道中國不能自己安保民主自由嗎？不能。
孫中山的革命，推倒了千年帝制，為什麼中國就不能走向自由民主呢？不能的原因是因為Thumos蘇摩斯，沒有得到滿足。血性的野心家，忙著逐鹿中原，先有蔣介石，後有毛澤東。一統的中國，為什麼沒有民主自由。因為中國還在歷史裡面。中國要上億的人民，足夠的人群，取得了基督教義般的「人人平等」精神，才有辦法脫離當人奴隸的命運。在蔣的時候，中國沒有這樣的奴隸意識型態，毛的時候，更沒有。但諷刺的是，習近平的時代，中國人就要有這個意識型態了，因為中國不再一窮二白了。
但如果在奴隸的支持下，共產黨的開明派，鬥倒了習近平的集權派，奪權的共產黨人有辦法接受自由民主嗎？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是，共產黨的統治鬆動後，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大舉暴力進行恐怖攻擊，而取得新政權的野心家，正好用「安定、秩序」的理由，逆轉民主化。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自由民主，需要一個外來安保力量的原因。沒有美國的強力支持保證，少數民族沒有理由放下反叛的武器，沒有美國恐嚇、壓制奪權、掌權的野心家，民主化不可能安穩進行。
也就是說，沒有美國介入的話，中國的未來民主化，會是曇花一現，很快就倒退到現在俄羅斯一樣的強人統治，因為中國沒有一個安全的環境來發展民主。但美國要怎麼介入呢？如果介入的不好，核子強權還是可能打起來。
中國終將自由民主化，但前路崎嶇。中國人眼前還是先得過了習近平稱帝這關。沒有不想當次等人的渴望，就只能終生為奴。希望這新冠病毒，就是中國人覺醒的契機，也是共產黨亡黨下台的喪鐘。
原文出處【普通人的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