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飛機降落婆羅洲之前，對這裡的印象多來自於書中，無論是張貴興的《野豬渡河》，還是華萊士的《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都給我一種關於赤道上最濕最熱的想像。這一趟，是來田野調查的，為了劇集《聽海湧》的製作，我和美術指導、攝影師，三人來到了北婆羅洲的古晉，以此處為中心，探尋二戰時期被日本政府派來擔任戰俘監視員的臺籍青年，是否有留下任何足跡？他們當時身處的那個深山林內的戰俘營，又是什麼樣子呢？
畢竟，在戰爭結束後，他們因為被指控「虐待俘虜」而被送上了國際法庭，成為戰犯，在那個法庭上，一邊是義正嚴詞的盟軍檢察官，一邊是早已無心保護他們的日本律師，在法庭上失語的他們，只能默默接受自己的命運。《聽海湧》是關於他們的故事。
天微亮，我們搭上了車，駛出了市區，駛入了山，進到 Kubah National Park，我們在管制站前下了車，出示了申請和入山許可，便正式開始我們的徒步旅程。
我們選了一條最深最遠的路徑，目的是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那裡有我們想要拍攝的各種婆羅洲特有種動物，在經過了一段水泥車道後，就開始朔溪而上，攀過海拔超過九百公尺的高點。我們三人扛著腳架和大攝影機、鏡頭、電池、錄音機以及一些繪測紀錄的必要工具，遇到一些我們覺得值得紀錄的，就會暫停前進，開始拍攝，並同時收錄環境或特定動物的聲音。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且新奇的。
走著走著，手機沒了訊號，太陽漸漸爬了起來，熱氣與濕氣從四面八方襲來，即使是高聳的龍腦香木也無法抵擋熱氣，我們持續向上，往野生動物保護區前進，步伐卻也越來越沉重了。在經過了幾處幾近乾涸的大池塘後，我們終於穿出叢林，來到了野生動物保護區。
結果卻令我們大失所望。
那是一個用水泥和鐵網搭建成的園區，在區域內幾乎不見原生態植被，只有人造的屋舍和動物遊具，可能是氣候，也可能是這樣的規劃，裡面的動物看起來並不是很有活力。我們只隔著鐵網拍了幾個鏡頭，就放棄了。不禁在想，這裡究竟是動物園呢？還是野生動物保護區？或許是我們自己在來之前抱著太自以為是的幻想了吧。
走出保護區，我們難免失落，只能自嘲說：沒關係啦！說不定我們走一走就遇到長鼻猴或侏儒象呢！也因為這樣，我們決定回程嘗試其他條路線，繞一點路去更高的地方看看。
沒想到地圖上短短的路徑，卻難走無比，不斷陡上陡下，對扛著器材的我們來說實在是吃力。沿途巨大的、各種形狀的蒲葵，從頂部不斷炸開、伸展的棕櫚樹，還有躲藏在沼澤中的水蛭，以及林間各種從未聽過的蟲鳴鳥叫，讓我們不斷停下，一來將這些珍貴的素材都收錄起來，二來也給自己一個休息的理由。
走著走著，我們都已經沒有力氣看時間了，終於在太陽漸漸落下時，抵達了一個制高點的開闊平台，從樹林間望出去，眼前的山下是一片巨大的平原，寬闊的河道蜿蜒其中，直到遠方的海岸線。正在欣賞這壯闊的景色時，手機突然響了，或許是這邊比較沒有遮蔽了吧，我一看是超過二十通未接來電，我接了起來，是管制站的人，急切地問我們在哪裡，是否迷路了，我說我們在回去的路上了。
我們趕緊下山，林子裡的光開始變弱，要更專注才能看清楚路徑，雖然知道路是對的，但還是難免想像如果天暗了，我們真的出得去嗎？也難免會想，八十年前在這個陌生叢林的戰俘營裡，那些來看管戰俘的臺灣年輕人們，是否也有過這樣的經歷呢？或者這就是他們的日常？
終於在太陽掉下去前回到了管制站，工作人員說他們一般不會管理遊客的進出時間，但我們是外國人，又真的進去太久了，接近十個小時，然後打電話都沒接，他們一度要派人上山找我們了。看到我們沒事，他們也就一個個騎上摩托車，下班回家了。
在山上做工結束的大哥好心幫我們打了電話，從市區叫了車，也先行離開了，我們三個坐在空無一人的管制站前，一句話也沒有說。一小時後，遠方一台老舊的車吃力地爬上坡，駛到我們面前，我們把器材收妥，跳上了車，車子慢慢開下山，駛入了那片大平原。司機把四面窗子打開，收音機裡播的是八、九○年代華語金曲，文章、黃安、譚詠麟、任賢齊……今天到底算有沒有收穫呢？計畫中要拍的沒拍到，還差點迷了路，渾身又髒又臭，鞋子襪子也早已濕透，沒有侏儒象更沒有長鼻猴，怎麼樣都算是狼狽吧！
收音機傳來了王菲的〈半途而廢〉。
外面飛蟲開始變多，我關起了窗，婆羅洲平原上的紅紫色餘暉映在窗面玻璃上。這次上山或許不如預期，但當時的我們才不會知道，《聽海湧》的製作之路才正要開始，數不清的各種困難與挑戰接踵而來，一次失望、一趟迷路、一次錯過都只是過程而已，只要沒有半途而廢，總能到終點的。
孫介珩
《聽海湧》導演。大學修歷史，研究所主修政治學，曾經坐在辦公室擔任研究助理，也曾經在海邊擔任海洋保育巡護員，最終選擇以影像說故事。作品曾入選臺北電影節、高雄電影節、金穗獎與法國里爾劇集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