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類歷史的解釋，一般人大概是認爲每一個時代都有它内在的一貫性，事件之間都有相似的模式，相互間有一定的關聯。我們可以簡單說這個是一種時代的「精神」。
「意見的氣候」貫穿文藝復興時代
如果用懷海德（A N Whitehead）的説法，這個現象就是「意見的氣候」，支配了同時代人的想法，使得他們的意見或價值會反映一定的趨勢或模式。所以宋朝人想要表現自己的感情或見解，就會選擇用「詞」來表達。一般人都會說「唐詩、宋詞、元曲」，因爲它們代表了不同時代的文學特色。這樣説也許不太精確，不好與近兩百年歷史學術的理論相互比擬。不過借用中國傳統的說法來與歷史學的流行的見解作比較就是有其方便之處。
無論如何，我在這裏想要說的就是：每一個歷史時代同一個地方的各種發展和現象會顯出一定的一致性，用蘭克（Leopold von Ranke）或稍早的歌德（Wolfgang von Goethe）的話來説，這就是「内在的相互關聯性」（internal interconnectedness）。什麽是「文藝復興」，因爲那個時代（大約從15世紀初到16世紀末的兩百年）的各種發展都顯出要追求思想信仰的解放，想要使用方言及羅馬拼音所寫的文字、以及探索新的物理及精神的空間的希望。現代歷史學家都是在這樣的設想下研究歷史發展的模式。
那麽道德信念呢？同一個時代的文化當然會顯現出相當一致的道德觀，這一點大概就不用説了。
荷蘭在安平建熱蘭遮城，不久新阿姆斯特丹也在北美落成
400年前，西方國家還在文藝復興的時代，當時也正是西方國家進入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他們正在實現拓展地理大發現的時代。1624年，荷蘭人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在臺南建城，稱爲熱蘭遮（Zeelandia）。明年（1625），也是荷蘭人，他們在今天的紐約登陸築城，並開始對該地的統治，稱爲新阿姆斯特丹。這正是文藝復興剛剛到了尾聲的時候。西方國家對於地理空間的追求達到了高點。孟德斯鳩是第一個把這樣的活動定名爲「殖民」。
我們的教育一向對所謂的「殖民」（colonialization）歷史批判有加：它是中國衰落的開始，她不再是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節制世界的天下國家。殖民史是種族屠殺、剝削資源、殘害文化價值的歷史。這是中國人相當普遍的看法。台灣也大致一樣。我們大概心中都是認爲西方人在16─18世紀時對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態度基本上是殘忍而邪惡的。
但是這個年代卻也是科學革命和啓蒙運動正在興起的時代，也是我們所非常認同的現代價值開始取代舊的君主制度、宗教迷信、建設現代自由國家和保障私人生命及財產的時代。那麽發展及擁抱這些價值的思想家們難道也是「殘忍而邪惡」的嗎？這兩百多年更是基督教擴張全球的時代。用「邪惡」來描述跟隨軍人探險家到處傳教的基督教士又似乎太過分。看過《教會》（Mission，1986）電影的人應該同意我這裡的疑問。
西方在發展現代價值的時代，到處探索已經或未經開發的處女地，掠奪原住民族的自然資源，還傳佈西方的宗教，强力改變原來住民的世界觀。這兩個發展的途徑顯得非常矛盾。這個豈非對我在本文開始時就提到的「一致性」的一種諷刺？
那麽應該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呢？我先從史景遷寫的《找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説起。史景遷在談完清康熙征服台灣之後說，清朝政府雖然把台灣收歸滿清統治，但是卻把台灣當做是中國的後院，沒能用心經營（例如未能建立合宜的稅收制度），讓它被人忘記。
殖民與啟蒙同時並存
相較之下，1625年，紐約建城（稱爲新阿姆斯特丹城）之後，再40年，這地方改由英國人統治（正像熱蘭遮城在前兩年被清朝中國佔領，改稱臺南一樣，只是英國人與荷蘭人是經由商業談判來達成協議的），從此紐約變成了一個繁榮的貿易城市。而英國人從北邊的新英格蘭帶來的感恩節（一般認為第一次的感恩節聚餐是在1621或1623年舉行的）也一樣在紐約流行起來。再三百年，紐約變成了世界最繁華的城市。如果我們把滿清征服台灣視爲一種殖民行爲，那麽歷史真的是開台灣人的玩笑。
但是重要的是殖民行爲與十七、八世紀理性或科學理想的發展之間的關係。爲什麽那些主張「人類生而平等」，提倡人權，發揚理性的那些思想家們，對於方興未艾的殖民地掠奪、抓捕黑色人種到美洲當奴隸（其實也有到歐洲各國去當奴隸的，但是人數相當少）的種種「邪惡」行爲卻沒有提出嚴肅的抗議呢？是不是因爲他們對於殖民制度認同呢？
在17世紀，西方冒險家航行世界，到處建立軍事城堡，開始拓展西方商業經濟，並引入法治及契約觀念的時候，理性思維逐漸開始普及，科學的新發現使西方的武器得到長足的進步。法治和理性的依違之間，西方思想家確實遇到了相當的困擾！我們今天雖然很難列舉反對殖民地擴張或批判發明新武器的宗教家或哲學家，但是「正義戰爭」（just war，由現代國際法之父的格勞修斯Hugo Grotius於1625年提出）的觀念就是在這個時候興起的，而近代國家體制（特別是主權觀念）一般也認爲是1648年威斯發利亞（Westphalia）合約的產物。當時由於宗教戰爭連年不斷，有智之士除了主張避免戰爭，減少宗教的對立之外，提出了各國相互尊重主權的主張。這樣的發展終於消弭宗教戰爭，而開啓了後來美洲殖民地革命的哲學基礎，使得許多對殖民主義（以及相關的奴隸制度）心感不安的知識人終於得到一種精神上的解放。著名的啓蒙運動思想家像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人都激烈批評殖民主義。
當然，1864年林肯簽署解放美國奴隸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但是它是啓蒙時代（一般認爲是1685─1815）政治學說長期發展的結果。
同屬殖民，大清對台灣就是少了許多觀念與制度搭配
如果滿清政府征服台灣是一件類近於殖民的行爲，那麽歷史的確是對台灣開了一個玩笑：對於「開山撫番」開設亞洲第一條鐵路的沈葆楨和劉銘傳等人，他們的世界觀雖然都已經有所開化，但是可惜中國缺乏科學革命和啓蒙運動的歷史背景，所以沒有能系統地產生對現代國家「主權」的深刻思考（康熙時曾經考慮在台灣推行土司制度，這是什麽樣的「現代化」？）也繼續沉淪在儒家道德體系一統天下的思想裡面，無法發展出所謂的「契約觀念」（這個觀念到了啓蒙時代才又被霍布斯及盧梭重新發揚），只認爲「報」（楊聯陞翻譯爲reciprocity）才能在家庭體制下維持暫時性的平等交換。於是「侵占」王土（包括所有的朝貢國）一律視爲不正義的「殖民」行爲。都是一種佔據，而滿清殖民台灣則是一種匡正天下正義的行爲。
1624年到今年正好400周年。事實上，認爲1624年是台灣開化的年代是一種有趣而弔詭的歷史觀。它假定人類歷史發展的途徑是一樣的，雖然先後有所不同。西方得風氣之先，有責任扶持世界各國發展現代價值。也許這樣的觀念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自傲，也許這是一種歪曲的世界史觀，但是，但是…，如果位居世界兩端的紐約和臺南在400年前曾經易地而發展？我們今天就不需要什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會對主權、契約、平等的國與國的關係有深刻的瞭解，就不會有那種欲迎還拒的窘困和不安？
2024年七月四日於紐約華萍澤瀑布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原文出處 李弘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