袒露靈魂、充滿憤怒的紀錄片《獨生之國》(One Child Nation)以一種毫不畏懼的有力視角，通過中國的過去審視它的現在。影片主題是中國自1970年代末以來數十年內的限制人口增長政策。
1982年12月，中國通過憲法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另一條規定用平淡無奇的語調發出與這一義務掛鈎的威脅：「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計劃相適應。」
在89分鐘的時間裡，導演王男栿和張嘉玲以清晰、簡潔和適當克制的憤怒揭示了這一威脅，以及它對公民、尤其是女性的巨大影響。這是一部殘酷的電影；有時幾乎讓人無法忍受。其中有些畫面會讓你希望自己從來沒有見過。我看了兩遍《獨生之國》，有時會流下眼淚，但其中沒有任何毫無意義的煽情。相反，它是對一場鬥爭的本質描述，它屬於針對女性身體的一場仍在進行的戰爭。王男栿有力地指出，這場戰鬥絕不僅限於中國。(2015年，中國結束了獨生子女政策，允許已婚夫婦生育兩個孩子。)
王男栿既是故事的敘述者，也參與到了故事中。（她還是這部電影的剪輯，並與劉元辰合作擔任攝影。）在開始的一些文本之後，電影人巧妙地開始記錄王男栿的故事，她的故事貫穿全片，將個人生活與政治結合起來。（王男栿和張嘉玲都出生在中國。）結合著檔案與原始鏡頭資料，王男栿用英語介紹了她的家庭，包括她的弟弟，如果他生下來是個女孩，就會遭到遺棄。
王男栿生於1985年，現居紐約，但兒子的出生讓她在情感上回到了中國。「成為母親，」她自如地說，「感覺就像為記憶賦予生命。」回顧過去，王男栿談到了她的父母，包括早逝的父親，並解釋了她名字的意義。她說，「男」的意思是男人，「栿」的意思是柱子。「他們希望生個男孩，」她回顧著一系列童年照片。「我出生了，卻是個女孩子，他們就給我起了個名字叫男栿，」她繼續說，「希望我長大能像男人一樣強壯。」她的聲音裡沒有任何明顯的主觀色彩；其實沒有必要。
這種親密、動人的敘事自有其戰術用途，與《獨生之國》展開時那種看似隨意的敘事方式相吻合。兒子出生後，王男栿回到中國東部江西省的家鄉。不久，她就和媽媽聊起了家常（「各方面都好起來了，」媽媽說）；不久後，王男栿拜訪了一些警惕的當地人，其中包括一位70多歲的前村長，他描述了獨生子女政策是怎麼執行的。而這些對話反過來又變成了對政府政策和政治的大範圍複雜探索，每一次揭露都讓人更加不安。
電影人挖掘的歷史是複雜的，而個人故事往往是殘酷的。為了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中國成立了一個包括計劃生育工作者在內的國家特別工作組，使用宣傳、監督甚至更糟的手段。執行手段可能會很嚴厲。不合作的家庭房屋被毀、財產被沒收。婦女被迫絕育、進行孕晚期墮胎；一個助產士說，她做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和墮胎手術，她補充說，「有不少墮下來的都是活胎。」很多家庭都找到了自己的辦法來應對這一政策，包括拋棄女嬰，希望下一個孩子是男孩。在農村，如果第一個孩子是女孩，還可以生第二個孩子。
王男栿的媽媽告訴她，「我要生你弟弟的時候，」她奶奶曾經說：「如果又是一個女孩，我們會把她裝進籃子裡，然後丟到外面去。」
這令人驚駭，而當你想要轉移視線的時候，王男栿和張嘉玲會讓你不由繼續看下去。事實證明，這部紀錄片的個人化特質不僅僅會引人入勝，它還在你和導演之間——尤其是王男栿——構建了一種緊密的、同情的紐帶，而且它隨著故事的推進會變得更為牢固。當他們開始研究獨生子女政策的歷史及其後果的時候——這個恐怖章節涉及被拋棄的新生兒、被綁架的小孩、人口販賣以及孤兒院——你不只是跟著王男栿走進了一個調查的「兔子洞」，你還擔心有人在政府公務中四處打探消息。（她關於一名中國活動人士的紀錄片《海南之後》[Hooligan Sparrow]曾引發相似的擔憂。）
王男栿對一孩政策的憤慨持續在發酵，但卻是自然而真切的。尤其是當她談到每個人，不論是家庭成員還是官員，都堅持說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遵守這項政策時。她對這種被培養出來的被動性——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這種共同的無助感」——的憤怒是明顯而非常感人的。儘管如此，她和張嘉玲拒絕妖魔化他們所採訪的人，而是指向一個更大的目標。正是在這一點上，或許也是為了防止人們對他們的電影產生誤解，他們會讓你想起中國和美國的相似之處。兩個國家都試圖掌控一個女性對自己身體的主權。
原文出處 NY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