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8日，甫自本系轉任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的吳密察老師，主講1928年至1945年間的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吳老師認為，戰前臺北帝大史學科與戰後臺大歷史系的關係，基本上是斷裂的。
一、講座制
大家談到臺北帝國大學都會提到講座制度。講座，可以理解成一種行政制度上的員額和經費編列，當然因為講座是冠上名稱的，所以其學問內容由其名稱決定了，教學上也是以講座為一個設計單位。這樣一來，學科就好像是講座的聯合，各講座才是教研的核心單位。
講座的想法來自柏林大學。柏林大學認為大學是研究機關，其目的不像傳統的牛津、劍橋主要是在培養傳教士，而是要探索未知的學問世界，因此發展出了seminar，其方式是由教授與學生透過實作與討論，發現新的知識。十九世紀末，日本創立帝國大學時，深受這種制度的影響。二十世紀初到歐洲留學的傅斯年，心目中的大學也是這種大學。
1928年臺北帝大創立時，文政學部的講座教授，除了東洋史講座藤田豐八（也是首任文政學部長）年紀較大，是畢業於帝國大學尚未成立的師範學校之外，其他都是帝國大學成立之後的早期學生（當然，人類學的移川子之藏例外），因此帝大的學問傳統也延伸到臺灣來，其中最典型的是接續藤田豐八擔任文政學部長的村上直次郎（南洋史講座）。
日本創立帝國大學之初，曾討論過大學到底要做什麼樣的學問，在來自中國的學術傳統與西洋式的學問之間，日本人決定輸入西洋式的歷史學，於是他們聘請號稱是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學生的Ludwig Riess（1861-1928），來東京帝大史學科教授西洋史學。Riess並不懂日文，他用英文上課，而且主張應該將史學工作的重點放在編纂史料。由於他來自歐洲，因此也將歐洲檔案館裡關於日本的檔案介紹到日本來。他自己就利用荷蘭檔案做出了《臺灣島史》。白鳥庫吉、幣原坦、村上直次郎都是帝國大學史學科早期的學生，白鳥以考訂滿蒙、朝鮮的歷史地理聞名；幣原坦擔任朝鮮殖民地的教育官僚，臺北帝大成立後，擔任總長（校長）；村上直次郎則研究日本涉外關係史。
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四個講座，國史學講座來自京都大學的系統，土俗人種學因為當時日本還沒有人研究，就用了留學美國的移川子之藏，南洋史講座及藤田豐八之後的東洋史講座，就是東京帝國大學的系統。
講座教授雖然都由已具有相當學術成就的資深學者擔任，但是他們在臺北帝大時期的學術生產力並不大，反而是當時在臺北帝大擔任助教授的一些年輕學者，值得我們注意。例如，南洋史學講座的岩生成一、國史學講座的小葉田淳。岩生成一在1926年就應聘，並被派遣赴歐洲留學（東洋文學的神田喜一郎是另一個例子），為將來的研究做準備。總督府讓這些年輕學者去留學，並帶著錢去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和書籍，也因此臺北帝大的研究、圖書質量都非常好。
東洋史講座的桑田六郎和小葉田淳、岩生成一，當年都才三十幾歲，年輕力壯，生產力很強，而且也沒有太多的教學負擔，行政事務都由教授負責，可以說他們最重要的工作是讀書、做研究。1928年到1945年這十七年間，這些助教授的研究，不論在質或量上，都非常可觀、優秀。所以這些臺北帝大的學者們1945年回到日本時，都成為各該領域的領導學者。
臺北帝大史學科提供的優厚條件，即使是助手也都可以有所發揮。例如藤田豐八的學生、跟著他來臺北帝大擔任助手的前島信次，當時也就有機會接觸到重要的研究資料（詳見註釋）。臺北帝大對那些想做研究的年輕學者而言，可說是天堂。
臺北帝大的講座制，在戰後被美國式的學系制取代了。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拿一個插曲來說。
戰後初期，傅斯年被認為對臺大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貢獻。傅斯年在大陸的時代，是主張大學應該採取講座制的，他理想中的大學應該有德國柏林大學的seminar，他曾經批評北京大學以教學為主的設計是「大學小學化」。但是1949年傅斯年到臺大時，他認為當時的臺大沒有條件推動講座制，因為日本學者離開後，臺大缺乏優秀的研究者，無法撐起一個研究型的大學。他說在現實環境限制下，臺大只好退而求其次，先成為以教學為主的學校。
傅斯年在1928年成立了史語所，那是一個史學研究機構，而非教學單位，我們可以將它視為是中國近代實證主義歷史學專業機構的出現。1928年，也就是臺北帝國大學創立的那一年。此時距離1880年代，日本從德國引進近代實證主義歷史學，已經四十年了，它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學徒，與中國的第一代開路先鋒正好同時跨步向前。這也算是一個好相對照！
二、學生與課程
或許大家會誤以為臺北帝大很熱門，但是實際上文政學部的入學生卻經常招不足額。我手頭有一份資料可以知道1933年文政學部的招生名額，我們也可以發現「日本人不讓臺灣人讀法政學科」的說法有待商榷。這一年，哲學科、政學科都預定招收20名學生，但實際報考者卻遠少於此。這是因為臺灣人即使讀了臺北高等學校，也不想繼續留在臺灣念臺北帝大，想到日本內地深造；另一方面是臺灣人想要讀醫科，但臺北帝大卻沒有醫科。為了應付臺灣人的入學期待，臺北帝大終於在1936年設了醫學部，之後又在1941年開辦「豫科」，目的就是要和臺北高等學校搶學生。
從帝大的入學審核來看，高校畢業生優先錄取，如果申請者超過名額時，才以他們在高校所讀的科目進行選拔考試。史學科的學生中，臺灣人極少，主要是在臺灣的日本人子弟或來自日本內地的學生。
學生進了史學科之後，修習的課程除了史學科的共同必修課之外，分別以各講座「專攻」為主來要求修課，然後輔以其他講座的一些「單位（學分）」。因此，學生在大學期間（三年），主要就在其講座範圍內修課、寫畢業論文。
我們可以中村孝志的成績單為例，具體地看到一個臺北帝大史學科學生的學習內容。他在昭和七年（1932）入學，對照我們整理出來的史學科歷年開課資料，可以知道他在昭和十年（1935）岩生成一的課上讀了B. Hoetink那篇關於蘇鳴崗的有名文章。中村在高校時期讀過一點英文和德文，在大學第二年修「特殊講義」時，靠著查字典，讀完一本荷蘭書。最後一年，中村寫了一篇畢業論文，題目是〈西班牙、荷蘭人在臺灣的教化事業〉，他在論文中雖然較少引用西班牙文史料，但用了荷蘭文、英文、中文、日文史料。中村的修業狀況，讓我們看到一個帝大史學科訓練的具體例子。
帝大史學科的教授和助教授一般維持在七位，但平均一年只有三個學生畢業，這樣的師生比例，現在真是難以想像。帝大老師們的上課負擔很輕，即使上課，大部分時間也都是和學生一起讀書（從歷年開課科目可以看出），有些課明白告訴你是讀某一本書，把個人的研究和教學合而為一。戰後，臺大的大學部授課方式，大概是以教師演講為主，每週站上講臺就是一個主題演講，如果開四門課，一學期就要準備60個以上的講題，負擔很大。由此可見，戰前的臺北帝大和戰後的臺大，從各方面來說，都有很大的不同。
三、研究業績
1928至1945年這十七年間，史學科的研究業績不論在質或量上都相當可觀。史學科出版發行的學術期刊有兩種，一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目前可見七輯，但應該有八輯；二為土俗人種學講座的《南方土俗》（後改名《南方民族》），每年一卷四期，目前可見七卷，但應該有第八卷。這兩種期刊，尤其是前者刊載的研究論文，絕大部分由史學科老師們提供。
此外，文政學部也有學術刊物《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雖只出過五輯，每輯就是一篇長篇研究論文，有如專書，其中也有一半研究論文是史學科教師的研究成果。 此外，臺北帝大的教師們還投稿至日本內地的史學研究雜誌，在日本國內學術界嶄露頭角。甚至還出版專書，其中以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小葉田淳最重要。小葉田淳的《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之研究》、《中世日支通交貿易史之研究》和岩生成一所撰《南洋日本町之研究》，即使到了現在，都還是該領域的重要著作。
村上直次郎則在其關於日本與歐洲交流史的史料編譯工作之外，參與臺灣總督府的史料編纂工作，他從荷文史料集《巴達維亞日記》輯譯日本、臺灣相關史料的業績，至今仍是研究荷蘭時代臺灣史的基本史料。
就學問內容來說，臺北帝大史學科的研究範圍主要是關於「環中國海」的問題。東洋史學講座研究的是十六、七世紀西洋人來到東亞之前的環中國海歷史，南洋史學講座則是研究十六、十七世紀西洋人東來之後的中國海域，日本史學講座的小葉田淳之研究重點也是十四至十六世紀中國海地區的交通貿易史。至於土俗人種學講座則是以臺灣原住民為研究重點，後來也擴大到考古、漢人民俗的研究和太平洋地區的南島民族研究。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學問方法，深受日本近代實證主義學院歷史學的影響，相當重視史料、檔案，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致力於蒐集、整理荷蘭檔案史料，小葉田淳則在琉球抄寫《歷代寶案》，並在這些史料的基礎上做出重要的研究。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36年起，臺北帝大史學科成立了一個「臺灣史料調查室」，對臺灣史料進行了調查。這個史料調查室不但到處去拓碑、到民間去找古文書，甚至進行十七世紀古城遺跡的挖掘，還到歐洲、琉球去抄寫檔案、史料。現在大家熟悉的臺大重要典藏《歷代寶案》、《淡新檔案》、《荷蘭檔案》，都是那個時候的成果。
戰後臺大歷史系的研究內容，與戰前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學問聯繫不大，比較有關係的是研究東南亞歷史的陳荊和先生，但他在臺大的時間也不長，很多研究都是以後在香港、日本才發表的。戰後從中國來的學者，基本上不能欣賞戰前日本學者的業績，即使帝大時代用了那麼多的人力、物力蒐羅來的圖書，大概也只有方豪教授曾使用過。1928年至1945年那十七年，應該只算臺大歷史系的前世，只有在另一個次元裡，兩者才會碰頭。
（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陳冠妃整理，吳密察教授校訂）
註釋：1929年，臺北帝大以高價購入一批法國東方學家克雷蒙．華特（Clement Huart）的藏書，此即為「Huart文庫」。該文庫主要為波斯文、阿拉伯文的中東文獻。當時在臺北帝大整理這批資料的便是當時的助教前島信次。後來，前島到臺南的中學教書，對臺南地方史頗有研究。戰後他在慶應大學教書，是日本阿拉伯研究的先驅者。
原文出處 臺大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