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11日，國際恐怖組織在南粵（Cantonia）成立海陸豐蘇維埃政權。
「這個政權發動了真正的消滅地主的鬥爭。在那裡，大約有三四百個地主被砍了腦袋。（鼓掌。有人在座位上喊道：「少了，還要多一些。」）在這個 有幾百萬居民的地區內，地主已經被從肉體上消滅了。 最後，我們現在也看到整個廣東，特別是在廣州周圍，已經形成非常緊張的局勢。 」（布哈林：《國際情勢與共產國際的任務— — 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12月13日），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 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7–1931）》（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第25頁）
「很清楚，在這個政府的統治下— — 實際上是專政— — 農民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信仰的問題，已不再用同樣的措詞。即使我們考慮到有強迫的成分，考慮到有超過 五萬的居民從這兩個縣逃到香港、汕頭和廣州（並非全是有錢人，遠非如此），也考慮到有許多農民確實主要出於狹隘的原因參加了叛亂，事實依然是， 大量的農民支持這個取銷了他們的債務，廢除了他們的地租的政權（雖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從積極到被動的同路）。即使他們並非有意識地尋求革命，他們發現自己登上了 革命之舟，並且與其說他們是集體化的支持者，不如說他們是恢復舊秩序的支持者，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這一變革中獲益匪淺，而害怕地主階級復闢。
還有更迫切的理由害怕復闢：許多人可能沒有逃避報復的希望，因為他們曾捲入搶劫、放火和殺人，總之，他們實施了「紅色恐怖」。 蘇維埃當局曾有計劃地採取恐怖活動 — — 像往常一樣，著眼於動員農民。 農民既需要鼓勵，從心理上擺脫屈從的枷鎖（透過變得確信舊秩序已經被摧毀，決不可能恢復），也需要使之參與破壞和屠殺的行動，使他們不可能後退或開小差。 總之，這個計畫是從海陸豐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采和提出意見的人中，出現了公開的、甚至 戲劇性的處決反革命的場面：「這些罪犯該不該殺？」甚至被邀請積極參與屠殺。 從而也有了組織「人頭會」的習慣，它預示著（通常這是從相反的方向）詩人普雷韋爾所描繪的「人頭宴」。 但在海豐沒有宴會；只是把新近砍下的頭穿在講壇上方的一根繩上，為演說者激烈的言詞提供一個恰如其分的佈景。
不過，在海陸豐其實也有宴會。 有時（例如在捷勝）甚至出現拒絕吃受害者心肝的人被斥為「假兄弟」。 但首創這種人肉宴的是農民自己，而不是蘇維埃當局。 彭湃故意製造的恐怖主義（不可能有憐憫和饒恕的問題，因為那意味著對革命者的冷漠和殘忍）使人聯想到聖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但這與農民恐怖主義的虐待狂式 的歡慶、豐富和巧妙發揮無關。 公開行刑嗎？ 公開行刑比示眾好；是許多農民參加，不應錯過的節日，由於高喊“殺，殺，殺”而嗓音嘶啞。 至於（更大量的）不公開示眾的處決，到兩星期過了以後，蘇維埃政府也無需給行刑者以報酬：赤衛隊員（大多是青年農民）非常樂於執行這種令人羨慕的光榮任務。 對一個反革命來說，沒有受拷問就被殺死是一種恩典。 那些被砍下一肢，親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後被殺死的人是幸運的。 有些人被大卸八塊，有些人被關在一個板箱裡，被慢條斯理地鋸成一塊塊，而行刑者們還不時停下來喝茶休息，以延長其痛苦。 」（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3，第354–356頁）
共青團員陳紹民回憶，他「回縣述職第二天晚上，在臥室內和同學談論此次奪取政權的經過，正談得入神的時候，忽傳來一陣嚎啕痛哭的聲音，原來大隊長（吳振民 ）在審問梅隴的惡霸地主，用大木棍打他。還清晰地聽到吳大隊長這樣地罵了一句：「好痛嗎？」他對地主階級的仇恨就是如此。 第二天晚上，我們的同學鄭俊民等三人奉命押解受審的幾個地主到火車頭槍決。 一個很肥胖的地主嚇得走不動了，給拉著走去。 一會兒幾個同學完成任務回來了，大夥正想寬衣上床，忽然，我看鄭俊民同志的背上帶有一塊白肥肉，我心裡懷疑，半夜三更，這小塊肥肉是從那裡來的？ 就問他說：「你的背上那塊小肥肉是怎麼來的？」他卻一本正經地說：「我們要食其肉，寢其皮，今晚帶回這一小塊，讓你們嚐 一嚐用農民的血汗養的那些地主老爺肥膩膩的白肉是怎麼樣的味道。」這句話，逗引了臥室裡的同學哄堂大笑。 」 （陳紹民：《大革命時期的海豐農民自衛軍》，引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三十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第 76頁）
原文出處 劉仲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