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興先生在9月28日去世，我一直想寫幾句話。
我沒上過他的課，也不是文學界中人，但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和他有短暫的緣分。
王先生於2007年秋天獲頒臺灣大學名譽博士，那時我是文學院副院長，案子啟動時，院長正出國，主要由我辦理，我和他聯絡，推薦書也是我寫的。為了兩頁的推薦文，我看了不少資料，但行文最重要的心理基礎是我對他的文學的體會。
我文學作品看得很少，卻很早就讀過王先生的短篇小說，應該是受到高中老師康來新的影響。1973年《家變》出版，造成轟動，我也讀了，相當喜歡，不過此後就斷了線，很長時間沒再接觸他的作品。
巧的是，我辦理王先生名譽博士案時，又正在讀他的小說。這件事的時序已記不清了。回想起來大概是2006或2007年，一次和舍弟談論文學，他很推崇王先生，極力向我推薦《背海的人》，並說小說很有懸疑，他自己是一氣讀下來，並不困難。我就買了《背海的人》，果然有相似的經驗，在這過程，乾脆又買了新版《家變》來重讀。辦理王先生的案子時，是否已將《背海的人》全部讀完，已不復記憶，不過我是在浸潤於他的作品的情境中做這件事的。
王先生依靠傳真和外界聯絡，是很有名的，我當時和他也主要如此。我們見過一次面，他拿資料給我，但我們談話全在聊歷史和語文。我還曾透過傳真告訴他，當看到他的名字，我的聯想每每是「雖無文王猶興」。這句含有「王文興」三字的話出自《孟子．盡心上》：「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王先生嚴謹自持，特立獨行，當真是文學藝術的豪傑之士。
辦理名譽博士案之後，比較能看到他的時機是在街上。他和夫人經常在臺大與臺師大之間大範圍走路，我好幾次遇見他。有一次是在和平東路一段的「新東陽」食品店，他看著我，露出一副很喜歡零食的面容說：臺灣真好，國外哪可能有這麼多這種好吃的東西？王先生一向不吝肯定和稱讚臺灣。他曾在訪談中說，他人生做的最正確決定，是沒留在美國，而是回到臺灣，讓他可以展開文學藝術的追求。
他正式表達國家認同，應該是在接受臺大名譽博士典禮的致詞。他說他確實有話想向同學說，這是存留在他心中十幾年的話。他來臺灣六十二年，臺灣不是他的第二故鄉，是第一故鄉。「正因此，我今天和多數的人一樣，覺得臺灣必須及早奪回失去的自尊，必須踏進國際社會。這一條路又長，又難走，但是我們不得不走。將來更需要靠各位同學繼續走下去，你要知道，你要不走，就再也奪不回自尊，你自己不追求，別人一定都很冷漠，沒有人會幫你追求。」*
王先生去世後，我到臉書瀏覽紀念和回憶的文字，看到一段他在2018年私下談話的紀錄。紀錄的人說，王先生很關心「台灣小孩如何有骨氣傲氣地認同台灣」，「他對台灣歷史定位和政治歸屬的看法也很純粹，純粹到希望把黃金和故宮寶物連金馬都還給人家」。這些想法很直，也不得其詳，但我並不驚訝。（楊順清臉書，2018/4/18）
我不知道王先生是怎麼達到他的看法的，我猜性情和思想的因素都有。思想我不清楚；性情方面，他大概覺得，住在什麼地方就該忠於那個地方。他早在1975年就說過，他從中國大陸來到臺灣，從來沒有「失根」的感覺，他甚至懷疑這種話語的真誠性。
王文興文學的根本精神是「求真」，就如他所景仰的海明威所說的：「你所有必須做的，就是寫出一個真的句子，寫出你所知道的最真的句子。」（“All you have to do is write one true sentence. Write the truest sentence that you know.”）他自己則說，藝術的要素中，最重要的是「真」，其次是「美」，再其次是「善」，另外可以加上「結構」，也就是作品內部的統一與調和。
我十幾年前重讀《家變》，發現這雖然是家庭小說，成長小說，但其中含有各種各樣的真實，決不限於私範圍。我初讀時大概沒注意到這本書的入世色彩，至少沒留下印象。想起來，「真實」的長篇小說應該是這樣的，小說的主人公雖然生長於公家宿舍中的外省家庭，生活觸角有限，但社會真貌的片斷一定有機會飄進他的視聽和心田。該書第96節只有短短一段話：
「噓——噓——這話可不能亂講。你這話千萬可不能拏出去亂說的，替我得千萬得記得𡂿，毛毛，」他爸爸驚怕無端地曰。
這透露的是時代最根本的真實：白色恐怖。五、六〇年代外省基層公務員家庭小孩能感知的社會真實，大多在書中有所反映，包括族群關係。不過大體來說，《家變》主人公對外在世界的感覺是溫暖的。挑糞夫走過，糞桶流出的氣味有「溫呼之感」；在沒鋪柏油的馬路，塵土是芬芳的；家居附近的河流（新店溪）更是安定的力量。
王先生曾稱《家變》為內向的小說，《背海的人》是外向的，在後者，眾生相當然就更鮮明。在《背海的人》上冊，虞世樑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這是「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呈現，既驚心動魄又逼真。其中奇崛的一幕是，虞太太流產，為省下醫院的處理費，虞世樑決定自己埋葬胎兒。醫院幫他裹好嬰屍，借他小鏟子，他帶著那個「東西」到六張犁山上，卻發現滿滿的人。原來這時是中秋夜，人們到六張犁墓地來賞月，他只好也假裝看望天上的明月，等人稀少後再埋屍。大家世途相遇，卻不知誰在受什麼樣的苦，可說是這幕描寫的寓意吧。
王先生求真的寫作思想與臺灣流行的作文文化和抒情崇拜是不相合的，我以為，即使在今天，他的看法仍然有鑒戒的意義。王先生雖然很早就有寫作的興趣，大學聯考作文卻得零分。據他自己推測，可能是因為他以西哲法蘭西斯．培根的話破題，觸怒了國粹派的閱卷者。這雖然與求真思想沒有直接關聯，但也是他不妥協性格的表現。
王先生的《剪翼史》2016年出版，我也買了一本，多年來一直無法突破二、三十頁。王先生向來提倡慢讀，他寫這本書，看來是橫了心，設下重重路障，強迫讀者慢讀。這本小說要流行，顯然是不可能的，我想到的一個解方是出「翻譯本」。但這又是王先生思想所不允許，就等待時間來慢慢處理吧。
*致詞稿題名為〈認同與創新之路〉，後來收入康來新主編，《原來數學和詩歌一樣優美——王文興新世紀讀本》（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106-109。由於時間所限，實際致詞只談了「認同」，「創新」的部分沒有講。
原文出處 陳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