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為何會在中國武漢爆發大流行？一般推測經由野生動物傳染到人體，但目前仍無法確切認定。追查日本奧姆真理教事件之際，曾協助並指導日本政府分析沙林毒氣的毒物研究權威，同時也是科羅拉多大學名譽教授的杜祖健先生，在此提供其專業見解。
被訪者 杜祖健 Anthony TU 簡介
生於日本統治時期的1930年，父親為臺灣首位醫學博士而廣為人知的杜聰明（1893～1986）。本身有志於成為化學家，戰後，從臺灣大學畢業後遠渡美國，曾在史丹佛大學（博士）等機構進行蛇毒相關研究。1984年到2007年之間，曾協助關注自然界毒物的美軍，進行相關研究。奧姆真理教引起的沙林毒氣事件之中，曾以美軍情報為根據，向日本警察當局提供沙林毒氣檢測方法等相關資訊。2009年獲頒旭日中綬章。此外，2011年之後，曾以研究為由與奧姆真理教團內製造沙林毒氣的核心人物，也涉及VX神經毒劑殺人事件的死囚，於死刑執行前多次會面，之後著有《與沙林毒氣事件死囚中川智正的對話》（暫譯，角川書店）等書，追查事件的真相。晚近的2017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機場內發生金正男遇害事件之際，從現場影像分析神經毒劑「VX」塗抹在臉部的手法，說明神經毒劑「VX」由實行暗殺行動的2名女子，將不同種類的藥物塗抹在臉上混合而成。因而再次受到軍事相關人士的關注。
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COVID-19）已進入全球大流行的階段，讓世界經濟蒙上一層陰影。從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感染開始，有一位學者便持續注意該病毒有無人造的可能性，他就是生於臺灣、定居美國的化學家，也是世界毒物研究的權威杜祖健先生（89歲，英文名為Anthony Tu）。近日，因毒物解說書籍在日本的出版事宜而造訪日本。
定居於美國加州的杜先生，身為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名譽教授，當初與筆者相約在臺北會面，但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在日本國內的感染擴散，難以經由日本前往臺灣進行訪問，因此改為在大阪和東京接受採訪。此次訪日期間，杜先生也曾對安倍政府高層提出建言，他指出：「當初應該強力警戒未知病毒才是」，並且敲響警鐘似地提到：「為了守護國民的健康，日本應該致力於提高對外的資訊蒐集能力。」
―這次訪問日本的目的是？
「為了在日本出版毒物的解說書籍做準備。同時也準備在臺灣出版自傳，原先預定經由日本入境臺灣，但臺灣正在強化戒備由日本來的遊客，因此這次調整為僅造訪日本。預計在日本出版的解說書籍裡，也緊急策劃了1章的篇幅，用來討論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
―該解說書中談到新型冠狀病毒的見解是？
「我了解當初病毒的源頭來自武漢・漢口市場裡所販賣的動物。雖然這只是我的個人見解，但我認為最合理的說明是：武漢的病毒研究所和其關連設施裡培養、研究出來的新型病毒，在未完成的狀態之下，由於某個人為疏失而導致外洩。」
―對於美國媒體的報導「質疑病毒是生化武器」，中國當局斥為「荒誕無稽」之論，您推測的根據是？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就位在武漢，在法國的技術協助之下，2015年完成了一間武漢P4研究室（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作為附屬設施，於2017、18年完工啟用。擁有足以進行最危險病毒的研究和實驗的生物安全等級4級（BSL-4，臺灣稱P4）的設備，即使僅在樓層間移動，也要花費至少1小時替換防護服，實施極為嚴格的管制。一般的病毒研究只需要BSL-3就足以處理，專家們都將該設施視為主要進行武器等級的實驗與研究之機構。其他還有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意見。」
―但專業研究設施的結構和機制應該能防止外洩？
「1979年，炭疽桿菌從舊蘇聯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研究所外洩，一般民眾淪為犧牲者的事件相當有名，因此病毒從研究設施外洩的情況一點都不稀奇。雖然鮮為人知，臺灣也有BSL-4（P4）等級的研究設施。2002年SARS在中國廣東省爆發，2003年也在臺灣造成感染擴散，當年疫情的騷動過後，臺灣當局也培養了SARS病毒，進行相關醫療研究。現在不知道是否仍在進行研究，但幾年前也曾發生過研究設施病毒外洩的騷動。因為當時很快就控制住感染狀況，因此未演變為重大事件。」
―是否有其他根據足以懷疑新型冠狀病毒為「人工改造」？
「這個病毒的特徵是出現症狀前即可人傳人，經由氣霧（空氣飄散）傳染，人體也無法免疫，所以會再次感染，這讓阻止疫情蔓延的對應措施，更是難上加難。雖然分子構造接近SARS，但有4個不同之處，很難想像是自然發生的變異。此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美國CDC（疾病預防管制中心）向中國提出派遣傳染病專家到武漢協助預防疫情擴散的建議時，中國方面遲遲沒有回應，遭疑是否有內情不想讓外界得知。而1月底中國人民解放軍派遣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生化武器專家的女性少將前往武漢，也是令人存疑的舉動。」
―若從研究設施外洩，可以推測其過程為何？
「武漢・漢口的市場販賣的動物被視為病毒源頭，例如也有可能發生研究設施的人員因為貪圖錢財，未將實驗使用過的動物燒毀，卻轉賣到市場牟利。事實上，舊蘇聯垮台時，我曾經歷過許多俄羅斯人透過電話和郵件轉賣蘇聯生物研究所流出的蛇毒。」
―聽起來無論哪一個推論都沒有確切的證據。
「這些的確不過是間接證據或者旁證。若要將高危險的病原體培養成生化武器，製造者同時必須準備大量的疫苗和解毒劑。不過許多病原體在很多國家被製造成生化武器也是事實，例如（已經絕跡的）天花即為生化武器的強力候選病毒。而炭疽桿菌實際上在美國也被使用於恐怖攻擊。新型冠狀病毒尚在生化武器的試驗階段，由於某個人為疏失導致外洩的想法，我認為並非不可思議。臺灣在1997年時，由於口蹄疫蔓延，養豬業者受到衝擊，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但美國曾有看法指出，當時的口蹄疫並非出自於臺灣原有的菌種，而是來自於中國甘肅省蘭州市的研究所。」
「其後，我曾經詢問臺灣方面的研究所，對方回應：『有可能，但無法證實消息真偽。』同樣地，我曾有機會向中國方面的人民解放軍生化武器負責人確認，得到回應是：『絕不可能』，如我所預想地遭到否定。假使有意行事，出手的一方必定否認到底。因此蒐集資訊相當重要。全世界不僅限於人類，家畜和穀物也是生化武器與毒素武器的研究對象。若能得知對手正在研究什麼，便能預先準備防禦之術。」
―這次臺灣的防疫措施受到全世界的高度讚賞。
「經歷過2003年的SARS騷動，臺灣在民進黨執政下，連WHO大會觀察員都不被承認，長期遭到排擠冷落，但現任副總統是流行病學家，對於中國爆發的未知病毒特別抱有警戒之心，並且和美國之間也密切溝通，因應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措施，初期的動作比日本還迅速。」
―危機感的差異造成日本的應對比臺灣遲緩。
「不僅臺灣，美國、俄國、北韓等國一開始就比日本抱持著更高的警戒態度。無論如何，正在進行生化武器、毒素武器的研究，或者曾經進行過的經驗，都能提高對於防禦的意識。」
―對日本有何建議？
「致力盡早開發治療藥物，並徹底實行防止感染擴大的應對措施，此外也應該針對例如將來是否設置專用的隔離醫療船等，檢討重大事故之際的防疫設施如何整備。對於未知病毒勿過於樂觀而輕忽大意，最重要的是保持危機感，強化對外搜集情報的能力。」
作者 吉村剛史YOSHIMURA Takeshi 簡介
1965年出生於日本兵庫縣明石市，畢業於日本大學法學部，1990年進入產經新聞社，擔任社會事件、行政部門與皇室相關報導，之後由產經新聞社提供獎學金進入臺灣大學留學，歷任國際新聞的外信部、臺北支局長與廣島總局長等職。2019年底退職。日本大學國際情報碩士，關心旅居日本的外國人，以及中國和臺灣問題等主題。
原文出處 nipp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