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來自中國武漢的新冠病毒對人類「存在安全感」的威脅程度及範圍是史無前例的，甚至更甚於對「生命」的威脅。因為其傳播途徑及強大感染力使得其可能傳染對象幾乎是地球上的每一個智人，無論人們之間有何社會、文化、生理……區別，再加上訊息的快速傳播，因此，來自中國武漢的新冠病毒疫情所引起的恐慌程度甚至超過了愛滋病。
而目前疫情的失控程度讓我開始思考（與國家主義相對的）全球主義者提出的全球治理願景，是否已經失去了説服力。
當全世界每一個民選政府關起門來都要戰戰兢兢地面對選民最嚴苛的考驗，作任何事都綁手綁腳時，民主國家卻以為可以僅付出相較於所讓渡的權力微不足道的少少會費，就將國家相當一部分的責任，例如對公共衛生的責任，交給一個透明度和可課責性都極度不足的WHO，讓WHO內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可以對世界公共衛生事務擁有如此重要的發言權，卻幾乎完全不負責任、不受監督制衡。
像WHO這樣的組織一旦受到若干有心國家的把持，並在相當程度上服務於個別或少數國家利益，當像是來自中國武漢的新冠病毒這樣全新、尚未有疫苗或特效藥的病毒出現時，個別國家的利益被置於全球其他國家的安全之上，再加上各國政府的行政怠惰、以內政及黨派利益至上，以及受到全球治理體系規範的束縛，多重因素的因緣際會，我們得到的就是這次來自中國武漢的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
這讓我們去思考，民選政府可以將國家責任用最低標的方式發包給所謂的全球治理機構，而自己在一邊涼快，泡茶嗑瓜子，等著WHO說話了才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這種做法是合理的嗎？
如果台灣想要加入WHO，請問我們加入的目的除了與世界交流訊息、分享經驗之外，如果加入之後我們反而必須像現在世界各國一樣，受制於因加入WHO這樣的國際組織所形成的國際行為共識及規則，從而在下一次這樣的疫情出現時，忘記了過去我們身為大海上自由而只受自己願意服從的規範束縛的海盜時，我們所學會的生存本事，這是我們想要的嗎？
原文出處 Ya-hsin Zoe 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