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良的影評講什麼？其實我不看也知道，因為太熟了。有的是平時聊談時就已得知，即使沒聊過，他的觀點、論理、思路乃至於詞鋒，真是用想的也知道，真是因為太熟了，熟到這篇序文有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
我與梁良有「三同」──同學、同鄉與同行。
我曾戲謔地對年屆七旬的梁良說：「我認識你的時候，你才十八歲。」的確，我們是國立藝專影劇科的同班同學，剛入學就認識了這個從香港負笈來臺的僑生，大家暱稱他「高梁」，這與金門酒廠無關，蓋只因他長得高高瘦瘦。爾後除了各自揮灑青春，又都選修了技術組，還旁聽編劇組、演導組的課程，於是一同上課，一同製作舞台劇，一同拍電影，我們應該志不在精研技術，而是藉摸索最不熟悉的技術，增進藝術的修養，日後的發展也印證了當年企圖能藝技雙修的初衷。
值得一誌的是我們同時獲得邵氏獎學金新臺幣五千元，那真是一筆大錢，記得一學期註冊費才一千多元而已，我咬牙一擲五千金，委託梁良暑假返港時幫我買了一台Canon518型八釐米攝影機，供我拍攝實驗電影自用，那時臺幣與港幣匯率八比一，恐怕是歷史新高吧。這開啟了我們合辦藝專第一屆實驗電影展的契機，影展後來輾轉轉型為國際學生影展「金獅獎」，倒是始料未及的。可惜當時聯名合辦的另一個同學葉俊明英年早逝，不然又可多一人同行職場了。
一般僑生自有其生活圈，手頭多較寬裕，衣食生活更為時髦，但梁良在風花雪月之餘，學習相當務實，與本地生的連結也較深。我父母都是廣東人，1949年左右來臺才相識結婚，所以粵語是我的母語，和僑生私下溝通自然多用粵語，可是家傳的是傳統粵語，對於夾纏英語的新港式粵語有時就矇喳喳了，猶記1982年李修賢執導的警匪喜劇《Friend過打Band》（臺灣改名《哥倆好》），一時真是莫名其土地堂，主動去問梁良，得知是「比合組樂團更好的兄弟情誼」之意，才恍然大悟。
而今父母早已仙逝，弟妹各自成家，除了家庭聚會或與香港的堂、表兄弟偶然聯繫，我講粵語的時候愈來愈少。而和梁良見面、通電話，反而成了傾吐鄉音的最大機會，畢竟同聲同氣的同鄉，不落言詮的默契特別不同。
要說到同學、同鄉之後的同行，我的感慨更深了。
剛畢業時，為了要等10月入伍當兵，男同學多只能打零工，我曾加入電影劇組當燈光助理、場記等等，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得知免服兵役的梁良已應聘到拍過《桃花女鬥周公》的電影公司當編劇，約了幾個同學到重慶南路三段巷子裡的公司去探望他，很替他高興，其實不可免地有點兒酸溜溜的滋味。迄至在成功嶺接受預官訓練時，又聽說他回香港發展，到邵氏公司工作，還在《香港影畫》雜誌寫影評，真是豔羨不已。一個星期天放假，我到臺中特地買了一本《香港影畫》好好拜讀，收假回營無處收藏雜誌，便捐給連上中山室的書庫了。
兩年後退伍，再見到梁良時，他已自組團隊回臺為香港麗的電視台拍攝節目了，對於初涉職場者來說，這位同學儼然已是高我兩屆的學長，相信這是當過兵的男生都有過的心路歷程。
沒想到多年後，我也步上了寫影評與編劇這條路，譬如在我妻張瑞齡婚前為前輩影評人黃仁創辦的《今日電影》雜誌擔任主編時，我與梁良都是固定的影評寫作班底，也經常在《中國時報》的「一部電影大家看」專欄裡並排列名評論，為了寫影評，必須看電影，於是我們在試片間、電影院經常碰面，不時即席放言高論一番，又屢屢在如金馬獎等等的評審會上同桌論道，或連袂出國出席國際影展，我與梁良的過從比起少年同窗時更密切了。
我曾很自豪由二十六到三十六歲的十年光景，辭卻所有受薪工作，端賴一支筆挑起一頭家。這筆耕硯田所栽植的，除為多份報章雜誌寫影評專欄外，還包括寫劇本，有市面上映的院線片，也參加電影劇本、舞台劇本的徵獎，靠稿費與獎金讓妻兒得以溫飽無虞。說到寫劇本，有一回應邀編寫電影劇本，入住製片人訂好的飯店房間，這是1980年代前後的影界慣例，將編劇豢養在飯店，每天好酒好菜殷勤奉待，讓你吃飽就睡，睡醒就寫，免其分心，一般七天內交卷才能出關。那次聽說梁良也被關在不遠處的另家飯店寫劇本，忍不住撥了個電話給他，兩人暢談許久，就是不能講在寫什麼題材？進度如何？因為事關商業機密，只是一個勁兒地言不及義，想來也實在好笑。
在臺灣報禁開放那年，我應聘到《中國時報》負責影劇版的編務，終於領到久違的薪水，筆耕的量也自然地漸減，難為梁良還持續不怠做他的「寫字一族」，從此我們又多了一重編者與作者的關係。那時影劇版每天多達六個版，需稿量甚大，我不甘僅在藝人緋聞與捕風捉影之間打圈旋磨，於是內舉不避親地邀梁良加入筆陣，開闢一些兼顧藝術性與可讀性的專欄，如針砭中外電影檢查制度，也探索禁忌內容的「禁片大觀園」，就甚為叫好叫座，後來集結出版成《看不到的電影：百年來禁片大觀》。記得在該書的序文中，我以「養父」自居，因為我是專欄的催生者，也是他來稿的第一個讀者，現在算是我第二次為他的書寫序了。
《中國時報》還有一件事必須感謝梁良，時為2003年4月1日晚上7時多，我在編輯台上接到香港特派記者來電：聽說張國榮跳樓死了。我第一個反應是驚訝，第二個反應為不是愚人節的玩笑吧？在囑咐記者立刻趕往中環的東方文華酒店現場查證後，略微定神即去電梁良，請他準備寫一篇張國榮一生大事記與演藝的事功評價，然後才向總編輯報告。五個多小時後出報，各報筆戰勝負立見分曉，現場報導與各界哀悼家家大同小異，唯梁良快手健筆的那篇重量級的綜論宏文僅我獨有。交到好朋友，又能適時、適所、適才地幫到一把，絕非偶然。
2006年我自副總編輯任上退休，轉到大學任教，除了好友曾西霸的鼓勵，其實也潛意識地受到梁良的影響，因為他早就應聘在世新大學教授編劇，我也才敢順著車轍轉換生涯跑道。當我擔任義守大學影視系系主任時，承他與前輩影評人王曉祥一同餽贈大批影視類的藏書，供我為系圖書室奠基，俾使學子有了一座可以進修研究的藏經閣，而在學生畢業展時他還二話不說應邀南下高雄擔任講評。於私我與梁良是同窗好友，於公是同行、同道兼同好，如我們都曾同時擔任中國影評人協會的理事，後來我受編劇同業推舉為中華編劇學會理事長，也馬上邀他入會，而且高票當選為常務理事，超過半世紀的交誼，好像在每個位置上都少不了與他搭檔互動。
如今讀他從歷年影評文章沙裡淘金集結的《梁良影評50年精選集》，裡面大多數都是十分熟稔的電影，還有不少是我們分別都寫過影評的作品，儘管觀點未必相同，但相信我們都做到了有為有守──言所當言，不受任何人情包袱左右。我自愧遠不如他的就是──快，他真個是倚馬千言，才能累積下這麼多著作。
這套《梁良影評50年精選集》，宛如半世紀兼顧創作與映演的臺灣電影史，其價值自有公評。而我讀來卻另有一種咀嚼自己青春的滋味，包括這個朋友、這些電影、這些歲月……。
蔡國榮
影評人
義守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