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港香爐人人插：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
（台北：麥田出版，1997）
（台北：九歌，2010）
台灣情慾小說的最佳引路人李昂，銳利地撕破傳統閨閣書寫意識，逼視情慾，耙梳邊緣化女性的陰暗面向。書中〈戴貞操帶的魔鬼〉、〈空白的靈堂〉、〈北港香爐人人插〉和〈彩妝血祭〉分別為四篇獨立的短篇小說，合則為長篇「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政治小說。是李昂在九○年代，以女性身分參加反對黨運動的印象與反思。–引自九歌文學網
〈彩妝血祭〉導讀／邱貴芬（中興大學外文系）
原載於《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下)》，邱貴芬主編（2001，台北：女書店）
在1995年接受的一場訪談裡，李昂談到她早期寫作，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所標榜的反叛精神的影響，並點出這樣的反叛精神與她小說偏好與「性」相關議題的探討有密切的關聯。她說：
現代主義基本上是很具有反叛精神。台灣過去四十年裡，是一個充滿謊言的時代，而且充滿了封建思想和社會上很多不公。「性」只是當時我關懷的，用來批判社會，或者是借用來展露一些在這樣壓抑社會下的人性問題。我相信那個時候如果能寫政治的話，我也會去寫政治。(邱貴芬，《（不）同國女人聒噪》，頁99-100)
李昂早期的作品環繞著性的議題，寫得最精采的是性與經濟機制和權力之間的複雜互動。八○年代中葉發表的〈殺夫〉、〈暗夜〉堪稱此類作品的代表。
步入九○年代，台灣解嚴，政治議題在李昂的小說裡逐漸浮上檯面。在1991年出版的《迷園》裡，李昂以她獨特的觀點切入當時台灣政治和文化論壇盛極一時的國族論述，整部小說鋪陳性別認同／國族敘述／記憶政治之間的瓜葛糾纏，引發不少評論者的注意。九○年代中葉之後陸續發表的「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後來結集成《北港香爐人人插》一書出版，書裡收納的四篇小說同樣展現李昂對當代台灣議題敏銳的觀察和思考，呈現國族運動裡女人與性別角色扮演的複雜問題。〈彩妝血祭〉堪稱《北港香爐人人插》四篇小說裡結構最完善的一篇，除了涉及當時議論紛紛的「二二八集體記憶」和受難家屬問題之外，更牽引出當當代女性主義對國族論述的反思，是篇層次相當繁複的作品，既充分展現了李昂作品一貫的高度批判性和她小說與台灣社會密切互動的關係，也代表了她九○年代政治與性別鑲嵌的寫作特色。
李昂的〈彩妝血祭〉表面上採取了「受難家屬」的形式，卻別有洞天，發展出另類的思考重點。一般有關「女性二二八」的寫作角度通常在開頭時返回「二二八」發生時刻，再帶出隨後餘波，以便探討女性受難家屬在此創傷之後的種種困境。女性受難家屬的回憶在此情況下，雖然展現了女性對相關政治事件的另一種被壓抑、被遺忘的記憶，但是，整體而言，仍是以較接近「補充」的角色來支撐挖掘男性二二八記憶的政治訴求。〈彩妝血祭〉雖然仍以一位二二八女性受難者家屬和她聚同性戀取向的兒子為主角，但其探討的議題則超越當時「女性二二八」撰述通常呈現的格局。這篇小說直接以台灣社會現時建構「二二八記憶」的集體活動儀式為出發點來探討「二二八記憶」所牽涉的問題。小說以種種層次扮裝／補妝意象作為佈局，在故事敘述上大致分公共空間／私人空間、壓抑／公開兩個方向進行，在小說呈現的公共社會空間裡，台灣社會正進行一場重要的「弔祭二二八」的社會儀式，解除五十年來因白色恐怖和政治戒嚴所造成的「不能言」的痛苦。紀念儀式中，司儀的一段話挑明了小說的這層意義：
咱，做為受難家屬，終能將這近五十年來暗藏的苦痛，公開的、正式的說出來，不免再假，不免再說謊，假裝沒這個事件發生、咱的親人不被殺、被關；不免再假說咱心不碎、不怨恨、不苦痛。今晚，咱終能大聲說出咱的悲情、咱的血淚，今晚，代表的是謊言結束、公義開始……(頁216)
在這公共空間「不再假裝」儀式進行之時，小說也同時呈現了一個隱密的私人空間：身為政治受難家屬並長年投入反對運動的王媽媽正在離會場不遠的樓房裡為因愛滋病死去的同性戀兒子做屍身入土前最後的化妝。王媽媽在兒子生前拒絕接受他同性戀身分，掉頭離去並與他斷絕關係，但在此時卻細心地為躺在棺材裡的兒子撲粉點胭脂，並拿出自己新婚之夜的真絲浴袍套上屍體，說:「你放心，以後不免假了。」 兩相對照,前面引述的二二八公開紀念儀式司儀的話因而另有一番意義。透過社會儀式凝聚的集體認同，二二八的記憶終於解除了被壓抑的狀態，二二八受難家屬可以拆下假面，面對事時實的苦痛;但是，「假裝」和「衣櫃」閉鎖狀態卻仍存於在台灣社會的其它層面。小說操弄當代性別扮裝／妝理論，在性別真假辯證當中遊走:王媽媽為兒扮妝，遂其生前心願的舉動似在暗示，兒子的男身不過是假面，透過私人儀式，王媽媽以化妝解除兒子生前的假面，小說彩妝意象的弔詭有獨到的曲折之處。
值得深思的是，受難家屬解除「假裝」是在公共場域，透過社會儀式進行，同性戀的解除「假裝」卻發生在隱密的私人空間；隨後王媽媽敲下鐵釘封棺，小說於此將同性戀「衣櫃」狀態的隱喻發揮到最恐怖的極點。小說最後，身為受難家屬的王媽媽在二二八苦難記憶終得安身之處的夜晚竟選擇自殺求取安息，這樣的結局安排似在暗示，當「假裝」仍舊以不同形式存在於社會之時，「二二八集體記憶」所勾畫的救贖仍然遠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