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初我到美國和歐洲進修現代藝術，在研究深造期間我發現竟有少數歐美學者甚至藝術家，或多或少都感覺到杜象作品中的東方味道。
只可惜，他們的看法也僅僅止於「感覺」或「印象」而已，還很少能夠就單一的杜象作品進行實質的研究來證實他和東方思想的關係。
由於我早年接受家父李應彬先生(龍泉老人)有關東方哲學的啟蒙和熏陶；再加上一九六〇年代從事現代前衛藝術創作的親身經驗，使我對深入這個方向繼續探索杜象具備了良好的條件。
於是在國外研究的十年間，我除了閱讀其他學者們有關杜象的論述和杜象本人的筆記和各種訪問之外，更在耶魯大學「珍貴文件檔案室」閱讀了大量杜象書信的微縮影片，而獲得前所未有而且很少被人注意的訊息，是研究過程中重大的收穫。
雖然杜象被大部分學者和藝術家公認為是二十世紀後半新藝術形式的創始者；但是我個人則認為骨子裡杜象其實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藝術家，尤其是他在追求作品的內容和這些內容的圖像學依據上面所下的功夫，一直都被人們所忽略。
我鍥而不捨地檢視杜象的每件作品的細節，終於發現並且確立其作品（包括視覺的和語言文字的作品），都和東方的佛教經典和中國的老莊哲學有密切的相關。
我深信任何人想暸解杜象作品的東方聯結，唯有透過更嚴肅的「圖象學」研究並且和東方有關的文獻互相印證，才有可能探索其真正的意涵。
本書內容基本上是我個人有關杜象之研究的博士論文之中文翻譯。
我的論文The Symbolism and Self-imaging of Marcel Duchamp 原版包含十四章，含圖版總共566頁，算是個大部頭作品。
現在由我本人親自將它翻譯成中文，固然保留了英文原版的十四章；但是由於過去十多年間，我個人曾經對這本博士論文的原稿作了多次的修訂和增補，因此分量大大增加，由十四章變成十六章。
我特地將它分成上、下兩冊，平均分配則各有八章。此外我在論文章節先後的次序上也做了相當程度的調動，這些調動都經過仔細的修辭潤飾，務必使得行文保持原有的流暢，讓讀者閱讀愉快。
我博士論文寫作的前階段，藝術史研究所還特別為我開了審議會議頒發給我「論文研究獎」，因而可以前往歐洲各國考察；論文完成之後，指導教授又幫我將它送到著名的UP申請出版為trade book。
我們知道在美國University Press的學術地位非常崇高，只要獲得出版就能建立學術地位。
兩位審查學者看完我的論文，一個大嘆為tour de force (天才之作，精心傑作)；另外一位則因我的論文打破現有杜象研究的主流論述，擔心會被打壓，建議暫緩出版。
其實在研究過程中，我也曾經和前衛音樂家John Cage有書信連絡。他對於東方思想也有所涉略，回想起來頗感後悔，當初為何沒有送給他一本論文原稿，說不定透過他讓我獲得更多有力人士的贊同和推薦，可惜不久他就去世了。
只怪我自己既沒有企圖心，也沒有生涯規劃，只會悶頭努力做研究。
寒窗苦讀十年，至今回味無窮的是當年我做博士論文口頭答辯時，考試委員並不是質疑或批評我的論文；而是急切地想知道，為何我能夠找出那麼多有力的證據來支持我的理論。
我的指導教授Fineberg很樂意而且言簡意賅地替我回答：「因為他走在正確的軌道上」(He is on the right track)。
的確，當年我做杜象研究時對於所有作品幾乎都是第一眼的直覺反應，就感受到它們的真實內涵，然後才抽絲剝繭，建立各種可靠的證據。
也因此，我總是自認我和杜象真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
而當年教我佛教藝術的Munakata教授也感嘆，我竟然能以一個人的力量，居然幾乎破解了杜象所有作品的密碼，甚至告訴我，倘若把我的研究拆解成好幾篇「博士論文」也是毫無問題的，因為內容實在太豐富了。
從伊利諾大學畢業後我毅然決然回到台灣任教。二〇〇二年由於美國柏克萊大學計畫要出版當代藝術論文集Buddha Mind in Contemporary Art (當代藝術的佛心)，我也在應邀撰稿的學者之列，而發表了一篇論文標題為Fire Down Below and Watering, That’s Life (「天下有火，灑水吧，此乃生靈」)，主要論點即出自我博士論文其中的小部分。該評論集出版後大受好評，文集主編賈桂琳巴絲(Jacquelynn Bass)博士也在二〇一九年底出版她自己的杜象研究新書Marcel Duchampand the Art of Life。她在新書的「序言」裡不但非常推崇我的博士論文，並且感謝我的論文對她的深刻啟發。
李長俊 二〇二二年於台中
原文出處 李長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