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與圖刊載《人間》雜誌 第九期（所有圖文版權皆為原著作權人所有）
(一九八六年) 一月廿五日清晨，台北新生北路一家洗衣店裡
發生了一起驚動社會的慘案
行凶者竟然是一個師專肆業的國家公費生
來到台北九天，
只有十八歲的鄒族少年；……而且
他能詩、能歌、學藝雙全；
是同學心中的好朋友，族人眼中的好兄弟
是校園裡熠熠發光的明星，一大堆獎牌的得主…
為什麼這樣的一位山地青年，
從純樸的小山村隻身來到繁華的台北
一霎時竟成為三條人命的凶嫌？為什麼？
令人悲傷的社會新聞背後，
是不是也有一個嚴肅的社會的困局呢？
我們能不能為它找出一點沉痛的線索？
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
阿里山麓底下，仍然陰陰地籠罩著凜冽的寒冬。吳鳳鄉分駐所所長郭孝華接到台北一通電話，立即率領幾名部下，匆匆地驅車趕到特富野，那是一座純樸的小部落，坐落在高高的山嶺上，四周環山依水，住著五十餘戶鄒族人家。村內，最靠近翠谷斷崖的一戶，主人湯保富因公去台北出差；太太汪枝美一個人在屋子裡。四年前，她因為騎車墜落山谷，脊椎骨重摔受傷，半身不遂，正躺在床上休息。
她隱隱聽到屋外有人敲門，呵卡答呵卡答的皮鞋聲，在庭院四周走動。汪枝美勉強拄起拐杖，走進客廳，才赫然發現所長郭孝華坐在沙發上。
「妳兒子湯英伸有沒有回來？」所長問。
汪枝美怔了一下，說：「他，才離家出去，失蹤了幾天，我們也找得心急呢！」
「他在台北可能涉嫌一件案子！」郭所長說。
電話鈴響。恰好是目前還在台北警察學校唸書的大兒子打來的，「爸，我找到湯英伸了，聽說在一家天祥餐廳打工…。」才從台北回到家不久的湯保富接了電話，也沒等對方說完，就問：「人呢，你看到他了？」
「沒有，昨晚本來可以去找他的，但我把榮譽假轉讓給一位同學，他摔柔道受傷，必須去看醫生……」電話的那一頭說。
「聽說你弟弟出事了，你趕緊去找人，帶他到警察局解釋清楚。一定有誤會，你們老老實實地講，沒有關係，一定是個誤會。」湯保富說。
由於住在這寧靜的高山上，與外面的世界隔得很遠，這一家人為什麼緣故被驚動？當時連所長郭孝華也說不出箇道理。他只是奉命調查。但，當天的晚報，卻早已傳出一起兇殺命案，以三版頭條刊佈了出來：「一月廿五日上午，在台北新生北路二段開設翔翔洗衣店的彭喜衡、妻子王玉琴、女兒彭珊珊，遭歹徒以重物擊打，頭部破裂死亡，僅餘被害人的兩名兒子倖免。……」
報上的消息還不能確定兇手是誰，只隱隱地提到一個年約廿餘歲的洗衣店工人可能涉嫌。警方正封鎖現場，進行搜索、勘驗中。
電話鈴又響。下午四點，湯英伸在台北建國北路的親戚家，被哥哥找到了。「媽媽沒事啦，您放心……」湯英伸在電話中低聲地說，這是他離家十五天後，第一通打回家裡的電話。「你和哥哥去警察局解釋，老老實實地講……。」汪枝美再三叮嚀著。她對老二抱有信心。在她心中，老二基本上是個很善良的孩子，她相信一定是箇誤會。
掛了電話，湯保富匆匆的又開車北上了。
說來倒也奇怪，就在前一天，一月廿三日，他也聽說湯英伸在台北的一家天祥西餐廳打工。本來和汪枝美約好一月廿六日（星期日）去找兒子，但熬不住內心的焦急，在嘉義開完會議後，當天下午他便直接北上了。
湯保富按地址去找，報紙廣告欄明明寫著「北市民族西路六十五號二樓，富國大飯店對面」，卻怎麼也找不到天祥西餐廳。他挨家挨戶，幾乎踩遍了街頭一帶的小巷，直到午夜，總算找到一家「天祥自助餐廳」。一問之下，老闆說：「奇怪，很多父母也和你一樣，沒頭沒腦的，跑到我這兒要孩子。你自己看看，我這個店像西餐廳嗎？」老闆無可奈何，看看湯保富一臉的風霜，開始用同情的口氣說，「依我看，你還是趕緊到派出所報個案吧！」
山上的初春，一貫比平地冷。可是這時候的冷瑟瑟的台北街頭，使湯保富感覺到一股打心裡竄出來的冷意。英伸離家出走的這些天來，音訊全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同名的餐廳，卻遇上詭異的難題，他急忙跑到民族西路派出所查詢，值夜的警員說：「天祥西餐廳沒有登記！」
哥哥，讓我先回家看爸爸媽媽……
廿五日下午六點，台北建國北路上，湯英伸和哥哥倆人，坐上計程車逕自往台北中山分局開去。湯英伸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只是沈默地看著窗外的街景。突然間，湯英伸噓噓地抽泣起來。他努力抑制抽搐，抬起滿是淚水的臉，說：「哥哥，我們能不能先回家，看爸爸，媽媽……好不好？」
事實上，當天下午三點，湯英伸已經打電話給中山分局說：「我殺了人，下午去警察局自首。」
他一個人懷著全世界最大的孤單，站在約定的弄口上等警察來帶走他。然而，警察沒有出現。他又茫然地，孤單地走了。
第二度打電話自首時，才又講明：「下午六點左右去自首」，這時，湯英伸在哥哥陪同下，向中山分局自首投案。他一字一淚地向警方筆錄人方真彥招供。
這是文書上的供狀：
問：教育程度？現操何種職業？家庭狀況？
答：嘉義師專四年級肆業。現在沒有做事。家有父母湯保富、母親汪枝美……等五人。生活依靠父親薪津收入維生。小康。
問：有無前科？有無參加不良幫派？
答：沒有前科。沒有參加不良幫派。
問：你今天是為何事來分局？
答：因為我於七十五年一月廿五日凌晨一時許，在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號翔翔電腦乾洗店殺人，現在來分局投案。
問：你是如何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號翔翔電腦乾洗店做工？
答：我是於七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中午，由世吉介紹所邱世芳先生介紹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號翔翔電腦乾洗店工作，至今有九天。
工作才九天，他成了殺人嫌犯
命案發生以後，輿論嘩然，給社會帶來不少的驚動。電視新聞以「滅門血案」為題，做了很大的報導；有一家報紙把這件命案定性成「引狼入室的悲劇」。但兇嫌湯英伸卻只是一個嘉義師專肆業的國家公費生，這個事實引起教育界關注，也造成省內罕見的議論話題。政大法律教授黃越欽在校園內演講，說這個案件是「我們社會的悲劇」；台大心理學教授楊國樞，在一項針對湯英伸涉嫌殺人命案為題的座談會上表示：「我們必須了解山地同學的言行背後，意義並不一樣」；海德堡法學博士朱高正建議社會：「應該從法律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命案。」……
更重要的是，這件命案在幾個大學和中學校園內，引起青年學生的討論。湯英伸在獄中也收到雪片般飛來的信函。法務部長施啟揚的姪女寫信給他；一位雲林地區的中學生在信中傾訴：「你是我們年輕人的一面鏡子！」……
一月廿六日下午，人間雜誌編輯部也為此感到震驚。大家的議論焦點，集中在台灣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與適應問題上。「我們要找出個原因：為什麼一名師專生，從山地村落到台北之後，只在台北過了九天吧，就變成了殺人的凶嫌？」這個問題沉沉地壓在大家心頭。小說家黃春明坐在椅子上，感嘆地說：「我們一定要探討這個問題。去聽一聽湯英伸的父母親怎麼說？他的老師、同學、族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他的話，令人油然想起黃春明的一些動人的自敘，說到他如何被幾所師專三次退學、轉學的記錄，使得他在這所、那所學校之間流浪…「我想，我最能了解湯英伸的心情……。」黃春明說。
陸陸續續地，山地音樂田野工作者明立國，作曲家邱晨，原住民詩人莫那能，也先後跑到「人間」編輯部，大夥兒凝重地談著湯英伸的案子。雙眼失明的莫那能，絮絮地道出他早年那一段悲涼的歲月。他說：「十三年前，我被職業介紹所賣了。當時我也真的曾經有過衝動，想要討回一個社會公道……。」因此，他認為這是少數民族的共同問題。
「山地青年的命運，怎麼十三年前是這樣，十三年後也這樣？」他哽咽了，目盲的雙眼中，亮著滿眶的淚。
而意想不到的，邱晨竟也成為我這次採訪中，最勤勞熱情的工作伙伴。他正以難以置信的熱切和敬業的精神，開始了田野工作的調查，作為他邁向「報導音樂」的第一步。這是他創作上新的嘗試，也是音樂家「接觸人生真實的、具有反哺意義的事業」，他說。我們一同尋問著這個沈重的疑問：一位山地青年從純樸的小山村，隻身到繁華的台北市，才短短工作了九天，竟成為三條人命的殺人嫌犯。
這是為什麼？這令人悲傷的社會新聞背後，是不是也有一個嚴肅的社會的困局呢？我們能不能為它找出一點沉痛的線索？
土城看守所：向世界告別
到台北縣土城看守所探監時，才知道湯英伸不久前才割腕自殺過。 二月二日清晨，他留下一封簡短的遺書，在單人牢房內打破眼鏡，以破碎的鏡片割腕，被值勤人員發現，送醫急救以後，才挽回一條生命。
「不能看見哈雷慧星，是人生一件憾事。……也帶走一顆懺悔的心，向世界告別。未能事奉父母，放心不下的女孩……，可愛的世界再見了。…我的死不足回報，但誠心祈願三位被我殺害的死者，在天之靈能永享極樂。……我願把身體器官贈給任何需要的人……
立書人湯英伸」
湯英伸在這封遺書的右上角，歪歪扭扭地寫下了許多名字，父母、鄰居、兄妹、嘉義師專四年甲班的同學，師長，以及一名被嘉師退學轉到花蓮師專的朋友。名字下面，他簡單記了一句話：「謝謝大家，但願來世再相報！」
二月十一日，湯英伸才鼓起勇氣，在獄中寫了第一封家書，也是他離家出走後的第一封信。
「雙親大人膝下：
本來早該給您們寫信。道出我對雙親的愧疚與感謝，卻百感交集，提不起筆。世事多變化，雙親養育十八年的兒子，現在，竟然犯下滔天大罪，身繫囹圄。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好想家啊。美麗的家園，只能在夢中浮現。雙親的慈顏，只能從記憶的籮筐中去尋找。真想痛哭一場。其實，早已淚源枯竭了。恨，只恨自己太衝動。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樣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畢竟，我已鑄下了大錯，但是，若有幸讓我重新改過，我願盡我所能去補償我所有的過失。
近來，得到許多關心的祝福，使我更有信心向前走，也請雙親替我謝謝他們！最後，也謝謝雙親、羅律師、以及親友為我的官司奔走之苦，並主佑大家。
不孝兒英伸敬上」
割腕傷癒以後，湯英伸在牢內開始看一點書。他要求家裡寄「徐志摩全集」給他，一次可以寄送三本。但女朋友的來信，一字一淚，使他無法卒讀，他全數撕毀了。心中最為惦念牽掛的，是他那賢淑慈藹的母親，卻又駭怕她來探監時自己不知如何面對才好。他盼了四個多月，母親始終沒有來，倒是土城看守所門外，許多陌生人和親友，排隊等著要和他面會。他的囚衣九十七號。每逢單日，可以接見兩個人。
台灣地方法院（一）：羅律師哭了
二月三日這天，湯英伸殺人命案第一審偵查庭，開始審理。台北地方法院第十七法庭白色牆壁的布告欄上，這樣寫著：「湯英伸，強盜殺人罪。」
湯英伸沒有戴眼鏡，瞇著一雙眼睛，戴手銬，由兩名法警從走廊側門，帶進法庭。他一張瘦削的臉，蒼白、疲弱，恍如隔世。看見擁擠的、黑鴉鴉的人群，他顯得有些驚慌失措。眾人的眼神下，他像古代極刑中被遊行示眾的人犯。
走廊的另一頭，傳來悲痛的哭叫聲。苦主家屬含憤悲淒，湯保富只能垂首請罪，忍氣吞聲。職業介紹所的老闆邱世芳，扔掉手上半截香煙，來不及踩熄，就開始拉開嗓門，咒罵湯英伸。
審判長宣佈開庭。死者的父親彭阿升，在庭上控訴。他指控湯英伸是殺人搶劫、狡猾、殘暴不仁的兇手，請庭上依法重處。「我媳婦的血，沖到天花板上。」他痛心地說著。
在被告席上，湯英伸俯首站立，不斷地慟哭和抽搐，使他看來脆弱而孤獨。他像是撕裂著自己最深的傷口，喃喃地說：「我犯了滔天大罪，願意接受國家制裁！」這嗚咽的自白，使他的辯護律師羅國寧捏了一把汗。後排座位上，一個嘉義師專的女同學流著滿面的淚衝出法庭。她那踉蹌的身影，在陰黯、窄仄的走廊上，顯得那麼渺小而無助。
整個法庭內，秩序井然。法官的問話，湯英伸的口供，輕重地交疊著……和血衣、兇器混織成一片令人寒顫，悲傷、絕望的故事。這些對話──審判長與湯英伸的對話，深沈、悲痛，湯英伸短短九天零碎工的生涯，彷若一道瞬間迸裂的火芒。短促，卻永劫不復。
審判長向羅國寧律師說：「你有沒有其他補充陳述？」
羅國寧站起身。「湯英伸年輕，不懂事」他說。他的聲音開始發抖，旋即泣不成聲。整個法庭陷入一片沈默……
台北地方法院（二）：離開了家園
「因為休學，他到洗衣店打工，不幸發生這種悲劇，其情可憫。」羅國寧說著，一邊彎身從桌上抱起一疊資料，絮絮地從頭講起。
一月九日，湯英伸離家出走。
在筆記本上，他抄下台北「天祥西餐廳」的地址，匆匆北上。報紙上、那一段誘人的廣告詞：月薪一萬五千元。他盤算一下，暗自設想，若是一個人省吃儉用，還足足可以租房，在台北補習英文。「廣告詞這樣寫著，」羅國寧準備了一份影印本，大聲朗讀起來：
「新開幕中西餐廳，急徵小弟小妹各三十名，免經驗供吃住，薪一萬五千，小費多，供制服，學歷不限。環境單純，工作輕鬆，隨來即可直接上班。天祥餐廳。」
顯然，離開了故鄉，急切地想要自力更生的湯英伸滿懷了希望，卻絲毫不知道這家餐廳根本沒有營業登記。如果他稍加留意，他就會發現，這家始終自稱「新開幕」的餐廳，在報上已經足足登了一年餘廣告。
（命案發生以後，一直到本文撰稿的六月十四日，這則廣告依然刊登著。）
那一天，搭上嘉義客運班車，湯英伸告別了吳鳳鄉達邦村。幾公尺外，他的父親湯保富在鄉公所上班，母親汪枝美在衛生所服務。那一封具名「不孝子英伸」的留書，靜靜地躺在家裡的書桌上。
「經過無數次的掙扎與抉擇，我還是決定找尋自己的世界。或許，在雙親的眼中，這是不智之舉。但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即使還沒做好準備，仍必須承受這些事實吧！因為壓力太重，無法承受，迷失了。但或許在年輕的歲月中，這些是必須歷練的。我寧願有個瘋狂的年少，而不想在暮年時，嘆悔自己。並請雙親勿掛念，就當我像平常出去一樣，我會好自為之，也請不必找我，我不會耽誤我的前途！」
汽車在阿里山公路奔馳著。公路邊，一座被「欣欣水泥廠」剷平了的禿山，像一顆被剖開的南瓜，腰腹上滿佈了慘淡的流砂，像血一樣流著……。
他可無法知道，父親湯保富看了這張留書，心裡多麼傷心。湯保富把英伸的留書狠狠地揉在手上，丟進字紙簍，卻又在半夜裡爬起床，心疼地撿了回來，一讀又讀。湯英伸更不知道，去年暑假，嘉師四年甲班一位同班女同學，也曾經一頭栽進這同一家介紹所的經過。她說：「我去應徵時，被帶進一個小房間。老闆說先繳八百元。我問：何時開始上班？老闆也說還沒開幕，但可以幫我介紹到希爾頓飯店。後來我打電話去問希爾頓飯店，才知道他們並沒有僱人的事。」
台北地方法院（三）：「媽媽請不要掛念……」
「你是邱世芳嗎？」審判長問。
「是，世吉介紹所負責人。專門介紹工作。」邱世芳回答。
邱老闆卅歲出頭，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遍話，對答也十分機敏。他手上持著一張備忘的小卡片，站在法庭前。
「湯英伸是你介紹的嗎？」
「是，翔翔洗衣店才開業三個月。以前，彭喜衡的父親開一家紡織廠，他的員工都是我介紹過去的。」
「你們談了什麼條件？」
「我們不談薪水。薪水是雇主和找工作的人之間的事。湯英伸的待遇多少我不知道。我們只收介紹費三千五百元。湯英伸沒有錢，來介紹所兩趟，共付一千五百元。我告訴他洗衣店老闆會自動扣錢，送過來給我們，叫他不用擔心。」
「工作情形呢？你瞭不瞭解？」
「不瞭解。」邱世芳答。
一月十二日，湯英伸離家後第三天。他按著報紙廣告，打電話給天祥西餐廳。電話筒裡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有，隨到隨做。帶身份證來登記就行！」
辦公桌上，邱老闆擺一本沒有註明任何公司行號的工作登記表，只註明是「本中心」，第一項求職須知清清楚楚寫著：「求職人員委託工作登記時，應先付清費用」。所以，邱老闆開門見山地說： 「這個工作，你願不願意做？」他沒有指明是什麼工作。湯英伸點頭，表示：「願意。」
「先繳一千塊」，邱老闆說。
湯英伸楞住了。沒想到應徵小弟也要繳錢。離家時，他身上只帶一千多塊，只好怯怯地說：「我沒錢，可不可以先繳五百。」
「行！」邱老闆親切地回答。然後在「本中心」表格上，潦草填寫「小弟」兩個字，並在左下角，蓋了手印，簽上「邱世芳」三個字，表示收到五百元無誤。
一月十六日，湯英伸坐車到三重市向親戚借錢，又轉回世吉介紹所，向老闆繳了五百元。前晚，他在表哥家裡寫了一封家書，告訴遠在特富野的雙親：「兒子在一家餐廳上班，媽媽請不要掛念。」
不料，在湯英伸的回憶裡，這一回邱老闆的說法卻有不同，他說：「要繳三千五百元，不夠的錢有人會幫你先繳，再從你的第一個月薪水扣下來！現在餐廳還沒開幕，等過年以後馬上就開張，你先去一家洗衣店做工。待遇也不錯，一天五百元。」
湯英伸一直不知道邱老闆開的其實就是職業介紹所。他一直還很感謝邱老闆的好心善意，在餐廳未開幕之前先給他介紹工作，「反正過年快到了」，他心裡這樣想。但三千五百元這筆不小的數目，使他開始覺得懊惱。再說，一千元都已經繳了，求職須知第二項又說明：「求職人員在本中心登記後，被本中心介紹去做任何一項工作，而不做再回來者，介紹費不能退回，可免費介紹工作。」
無可奈何，湯英伸只好答應去做，又繳了五百元給邱老闆。他摸一摸口袋中那一封家書，不禁慶幸著沒有寄出去。
湯英伸追述，當時邱老闆曾掛了一通電話。不久，翔翔洗衣店的彭先生跑來了，他當場付清了湯英伸的欠款二千元。
「你欠我們的錢，要扣留身份證做低押，請你簽一張借據。」邱老闆說。
這張借據，總共簽下二千二百元。原來，去翔翔洗衣店上班的這一程計程車費兩百元，也簽在湯英伸的帳上。
台北地方法院（四）：「……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審判長問：「你為彭喜衡總共介紹過幾個人？」
「三個月來，我介紹兩個人。一個小女孩做五天，就走了。」邱世芳回答。
那名小女孩被父親帶回家以後。一月十六日，湯英伸接下洗衣工人的工作。由於年關迫近，店裡生意特別忙碌，每天上午九點開店，一直不停地工作到深夜兩點，是常有的事。
一月廿四日中午，湯英伸到洗衣店做工的第八天，他趴在床上寫日記。在彭老闆小孩的臥房，彭喜衡用一張布簾和板架，隔出一個小角落，算是他睡覺的舖子。就在這個灰暗的屋角，湯英伸每天把疲憊的十八歲的身體，拋在那舖子上，在思親的淚水未乾之前，呼呼沈睡過去。
日記本上，他零亂地寫下片段文字：「洗衣店蒙難記」、「世界上最大的罪惡」、「我立誓要辭職離開這裡」。……
下午三點，湯英伸向老闆辭職，他說：「我要回家過年，家鄉運動會和豐年祭都快到了。」湯英伸心裡仔細盤算過，已經做了八天，一天工資五百，應該可以抵償欠債，剩餘的錢還給親戚。至少，回家的車資有了。
因此，他也向彭老闆提出要求，索回被扣留的身份證。不料，彭老闆竟說：「你吃我的、住我的，一天工資兩百，就想一走了之，你還欠我錢哪！」
下午四點，湯英伸送衣服出門。他順道去建國北路的表哥家裡，一口氣喝了五、六瓶紅露酒。「我不做了！」他向表哥訴苦，他對台北感到疲累了。「也好，你先回特富野過年，等過完年後，我再替你找工作。」表哥是一個彈鋼琴的樂師，在台北人面熟，可以為他找工作，他這樣的安慰著湯英伸。夜台北的路上，千家燈火。
湯英伸想到還要回去洗衣店，從建國北路到新生北路的這一段路途，他走得好疲累。就在前一天，他在日記本上寫了這樣一首詩。也許頭一次吧，湯英伸在生活中，切膚地感受到「不公平」的存在……
不為了什麼……
沒有目標，沒有理想，
竟也甘願投身紅塵。
問，那是你不滅的夢想嗎？
卻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走過褪色的紅磚道，
看汽車駛遠時揚起的塵埃，
不禁覺得好孤獨，
曾說過要成功！
曾說過要忍耐！
卻按奈不住即將崩潰的神經，
大罵一聲：太不公平了！
在深夜的路上，湯英伸一個人孤單單地走著。初春的冷風迎面吹來。他感到淒愁，感到傷痛。
那天下午，湯英伸向彭老闆要身份證。他想辭掉工作回家，彭老闆的回答卻是──
「番仔！你只會破壞我的生意！」
「番仔」的辱稱，使他感到遭受重擊似的挫傷。原先講好每天五百元的工資，剛剛邱老闆卻說是二百元。照這樣盤算起來，八天的工資卻成了一千六百元，差借據上的二千二百元還有六百元。白白做了八天的工，卻還倒欠了人家六百元。他怎麼算都算不清楚這筆奇怪的帳。他想起平時彭老闆常對他說：「好好幹！不會虧待你的！」卻從未談到工資到底有多少。想著自己手腳笨拙，給機器軋了一口傷痕，又總是惹老闆生氣……學校、同學、父母一一都讓他背棄了，獨獨剩下這口飯，供他吃的、住的，至少，讓他一個人躲在陌生的城市……
他流淚了。好幾度，想打電話回家，卻怎麼也鼓不起勇氣。那些奇詭而瘋狂的年少之夢：他在千百人的會場上，忘我地唱著他自己寫的曲子。雷動的掌聲和口哨聲……。現在，眼看夢碎了，阻絕了回家的路。偎靠在電話筒旁邊，他撥了兩次電話，給在警察學校讀書的哥哥。不知多少回了，這電話一直沒打通過。「嗚──嗚──嗚……」電話筒傳來那單調的聲音。他不知道，他那粗心大意的哥哥給了他一個錯誤的號碼，也不知道哥哥那一頭也正急著找他。頹然地掛上電話，湯英伸一個人拖著細弱的影子，彳亍地走著，消失在夜闇的台北。
在沈酣的睡夢中，被彭老闆強拉起來。湯英伸說，當時他心中忽然湧起一股哀怨和憤怒；他脫口而出：「老闆，我不做了，你另請高明。這總可以吧？」午夜一點多，屋子裡一片死寂，只傳來洗衣機轟隆轟隆地攪動聲。他躺在布簾背後。小孩子的鼾聲，溫馨、均勻地傳來。突然，彭老闆出拳打過來，冷不防地，他被重重一擊。
「彭喜衡，你不要看我瘦弱，好欺負！」
這次，湯英伸冷冷地喊出彭老闆的名字。「我工資不要了，你給我身份證，我要辭職回家。」他說。
洗衣機轟隆轟隆地怒吼著。
彭喜衡猛力一推，把湯英伸推到門邊。兩個人扭打了起來，一推一擋，湯英伸被推到洗衣機旁，順手抓到一支拔釘器，他奮力一揮，擊中彭喜衡的下巴……
「是不是這一支？」審判長從桌上高高舉起一支拔釘器。鋒銳的尖口冷冷地朝向旁聽席。
「是的」，湯英伸低著頭說。
「你怎麼打他的？是不是用尖口打的？」
「不記得了。我打了一下，他又衝過來，被我推了一把。因為地板潮濕，彭老闆滑了一跤，第二次打去，正好擊中後腦。後來，我失去理智，不斷地打他的胸部，不知打了幾下……。」
「當時彭老闆有沒有死？」
「有呼吸，沒死。他的太太衝過來，拿椅子打我。兩個人打成一團。我把椅子奪過來，用拳頭打她。她倒在房間門口。我開始找我的身份證。彭珊珊一直哭，我哄她，勸她不要哭。她不聽。我心裡感到很害怕。我急了，想把她勒死，用手勒了一下，她還是哭，我就把她推倒在床下。」
「有沒有打彭珊珊？」
「有，用手掌打她！」
「王玉琴有沒有死？」
「不知道。我心裡很慌，一直很想找到身份證。突然看到王玉琴往屋外跑，我又撿起拔釘器，追上去打了好幾下。打到她不動為止。」他開始啜泣。
「你與什麼人一起行兇的？」
「只有我一個人。」他瘖弱地說。
「…………」
地方法院（五）：死刑
三月二十日，湯英伸殺人命案第一審審理終結進行宣判。審判長站在法官席上。全場靜默無聲。羅國寧律師低頭沈思著，靜聽著。
「本庭宣判」，法庭裡，全場的人都站立起來。審判長低沉的聲音彷彿自遙遠的地方傳來：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七十五年度重訴字第二十六號。公訴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被告，湯英伸，男，十八歲，嘉義縣人。業工。選任辯護人，羅國寧律師……
右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判決如左：
湯英伸連續殺人，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又竊盜，處有期徒刑陸月。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瞧，那就是特富野……
五月梅雨，向山裡走去，路上只有滴答岑寂的雨聲。「那是一種悲劇吧。我們老一代的鄒族人，多半一輩子守在山上；年輕人卻只想往台北跑，然後一個一個受到各種挫傷回到山上來。像湯英伸，到台北，才工作九天，就出了事，判了死刑…。」阿碧低聲地說，她那一雙深黑的眸子裡，充滿了迷惑。
那天，我們走向特富野的半途上，一個叫作阿碧的鄒族姑娘，戴一頂寬邊草帽，喘著熱汗趕下山來。她解釋由於湯保富不在家，村裡推派她作代表，「老人家不會說國語，所以，讓我來接你們。」她說。
崎嶇、彎曲的山路上，遠遠可以望見忽隱忽現的阿里山公路。雲霄裡，遠處的汽車，看來就像小小的火柴盒子，無聲地在阿里山公路上穿梭、盤旋著。五月的季節，山路上落了滿徑潔白的油桐花。走過特富野大橋，阿碧指著遠處，一座垂直、孤立的高嶺上，隱約地露出幾戶人家的屋頂和裊裊的炊煙。她說：「瞧，那就是我們的特富野。」
五分鐘，生死相隔的剎那
雖然才見面不多久，阿碧沒有絲毫生份的感覺。她開門見山，直接道出了她對湯英伸命案的感受。
她說，在一月廿五日那個晚上，分駐所所長郭孝華離開特富野湯伯伯家以後，族人一批一批地湧到英伸的家，大夥的心都懸著、唸著，直到晚間電視新聞節目的螢光幕上，赫然出現了湯英伸那張熟悉、清秀的臉龐，大家頓時撕裂了心似的，放聲地號哭……。
「誰能相信啊？」她說：「一個從小就文靜內向，不太說話，眼看著他長大的孩子，竟然變成了殺人犯！」
阿碧說，因為英伸小時候特別乖巧，族人給英伸取了一個乳名，叫「弟仔」，是一種親密的暱稱，含有大家的弟弟的意思。讀達邦小學時，弟仔連續當了六年的班長，畢業時拿了一個縣長獎，獎品是一本字典。後來，英伸還得了世界展望會的「資優學生獎助金」，考上嘉義輔仁中學，那也是一所南部著名的教會學校。
求學期間一直是湯英伸學姐的阿碧回憶說：「我們山上的孩子，上學、下學，喜歡在山路上互相丟石頭玩。可從來沒有聽人說過，湯英伸會丟石頭。」她望著路邊斷崖下的翠色的山谷，說：「也沒聽說湯英伸和別人打過架。」
在台北做過事的阿碧，比什麼人都知道，一個山地孩子離鄉背井到繁華都市的苦楚。「有好些山地孩子在城裡落得永劫不復，有的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客死他鄉……。我在外面跌跌撞撞，才發現山上的故鄉最好。」她說。
「在台北聽說過，他們族人有人願意賣掉房屋，田產，損錢出來為湯英伸抵命，有這回事嗎？」我問。
「有。村子裡幾個讀大學的年輕人也發起聯名為英伸的人品作證，甚至有人跑到新竹買玻璃材料回來，打算做成手藝品，義賣了捐給湯家。但是這些都給湯伯伯婉拒了。」
我不自覺地望向那悠渺的山澗，腦海裡浮現了湯保富一張黝黑、沈靜的臉龐。
在台北時，和他打過幾次照面。每回看見他，總是忽忽忙忙。印象中，他經常提著一隻公事包，經常是僕僕風塵的樣子，在嘉義、台北之間為湯英伸憂勞奔波。有一回，我看見他在法庭上向審判長說：「如果，給我兒子一個自新的機會，我，願意……」，他的話沒有講完，就被打斷了。他語結地站著，低下頭，讓淚水簌簌地落下……
初審宣判湯英伸死刑那一天，湯保富聽不清楚審判長唸著什麼？只看見湯英伸帶著滿臉的淚水，絕望的表情，退出第十七法庭。簇擁在湯英伸身邊的族人群中，有人塞了一千塊錢給湯英伸，湯英伸一直搖頭不肯拿。也有人摸著湯英伸的頭流淚。那一雙雙粗糙、焦慮和鍾愛的手，似乎使法警也感動了，特別通融在還押之前，多給了幾分鐘，讓湯英伸和族人相聚……
窄仄的法庭中廊前，這些迢迢從嘉義特富野山上趕來的鄒族父母，看來木訥、謙恭，不住地抽搐流淚，在這陌生的大城市裡，他們只能用眼淚表現他們巨大的哀痛、驚惶和悲傷。
生死相隔的五分鐘，剎時，任何言語都岑寂了。最後湯英伸抽泣地說：「給大家添了這麼多麻煩，實在對不起！」
他轉過身，隨著法警走了。
一條讓特富野活絡起來的山路
五月的梅雨季節才開始不久，梅樹的枝椏上，還沾著晶瑩的水珠。
斷崖下，一棵壯碩的樟樹旁邊，躺著一條隱沒的、廢棄的小路，如今，已經在梅雨中長滿了怒生的雜草，向著山谷底下蜿蜒而去。
指著那條小路，阿碧說：「從前，我們到學校上課，就是打這條小路走到十字路口，一個阿里山鐵道的小站。再轉搭小火車到嘉義。」
阿碧說，那段苦日子，大家也都這麼咬著牙熬過來了。「現在，我們可方便了。我們鄉裡人自己出錢出力，開出這條長十一公里的寬敝的公路。當時是湯伯伯找族人商量、核計，用全村的熱情和力量實現的……」她說。
民國六十七年，當時年輕力壯的湯保富，滿腦子建設故鄉的熾熱理想，為了測量地形，他每天清晨五點就起來了。當時沒有測量工具，他居然學會了用眼睛測量，就這樣一天又一天，竟也劃出一張有模有樣的施工地圖來。
「藍圖有了，經費呢？我們村民窮慣了，可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問題。」阿碧閃耀著光芒的眸子，說：「我們倒想過，縱使再窮，只要下定決心，我們還是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啊。」
經過商量，族人共同決議：每戶繳出一萬兩千塊。幾經輾轉，湯保富終於募到了更多的錢──買水泥，租挖路機……大家輪流出勞力。有錢的時候動工，沒錢的時候，湯保富天天望著停頓的開路工程焦急。「前後總共花了八年，我們踩著的這條公路，終於一寸寸開出來啦！也搞活了我們山邊的經濟。」阿碧說，「從前我們村子裡，經常讓梅子爛在梅樹上，根本沒有人去採。一斤才兩塊五毛，誰採啊！現在一斤，二十二塊，商人還會自動上山來採購、訂契約。」
有了這條山路，湯保富拿著族人用心血開鑿出來的成果，到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申請撥款，請求建設特富野大橋。「因為架個橋，少說都是幾百萬元的事，不能說由村民一萬、五千地湊，是不是？」阿碧說。
讓公文往返了一年多，省方面批下了架橋計劃，撥下錢和工程隊伍，才把特富野橋漂漂亮亮地架起來了。如今，它靜靜地弓在河水上，族人打橋頭走過來時，總會想起湯保富這個人。
通車典禮那天，鄉里的人興高采烈的慶祝。在橋的那頭，鄒族婦女穿著鮮紅的民族傳統盛服，夾道歡迎縣府的官長來剪綵。震耳的炮竹聲中，湯保富揹著相機，站在人群裡。可他的腦海中卻忙著想另一條更高的山邊公路。經過他不斷連繫、奔波，目前也在開工了。至今，湯保富怎麼也卸不下「道路主任委員」的差事。這個義務職，族人信任他，不讓他辭職改選。
在農產合作社工作，阿碧對於整個特富野近幾年來的經濟變化，心中有她一筆清清楚楚的帳。
阿碧說，自從他們自力開了這條山路，村里的每戶人家，一年平均增加了廿餘萬收入。現在，特富野部落裡看不到精壯的男人在喝酒閒盪。「他們全上山幹活去了。一批批的種植計劃，透過鄉公所農業課的推廣，一步一步落實起來。」阿碧說，「山茶油、栗子、大蒜、夏季蔬菜，也一季一季在山坡上開了花、結了果；一季季換成一疊疊鈔票，根本地改變了我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面貌。」
阿碧沈思了，望著滿山的翠綠，她獨語似地說，「特富野，就是湯伯伯這條山路開活了的。」
「山地生的衣服洗不乾淨……」
特富野這個山村座落在一個山谷底下，美麗的峻谷在村頭上邊，岔開成兩條支流，曲曲彎彎地淌著一條婉約的流水，四周散置著這座高嶺上的幾十戶鄒族人家。一面斜坡上，蜿蜒而上，只見半壁的鐵皮矮屋，在細雨中顯出樸素、乾淨而且柔緻的廓影。
特富野天主堂的高義輝神父，坐在屋簷走廊下，談起了這不幸的命案。
「我在日本聽到消息，覺得驚愕。我心裡想，如果說湯英伸跟別人打架，那是有可能的，但置人於死地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
輔大哲學系畢業的高神父說，當時他的第一個直覺，英伸的悲劇，其中一定有文化差異上的問題。
他說他還記得自己讀台中一中時，因為自己是山地人，「有些同學把我當牛馬一樣看待」。再加上每次數學都考零分，他內心感到極度的頹喪，埋下深深的自卑感。「每回有人罵我是『番仔』時，總覺得痛痛快快地打它一架，會使自己比較舒服。」他說。
高神父又舉了一個例子。
目前在日本福岡大學教中文的劉三福，跟他是台中一中的同學、也來自山地。有一回，他和劉三福在宿舍水槽邊洗衣服，旁邊的同學無意間丟了一句：「山胞的衣服洗不乾淨」，「這個兩、三拳可以打死一個人的劉三福，驀然撲了上去，把對方打成重傷了……」高神父說。
事隔廿餘年，高神父還記得他握緊著劉三福顫抖的拳頭，激動著說：
「你要表現得比他堅強啊！」
台中一中的兩位山地生，就那樣相對著流著滿臉的眼淚。 高神父說，山胞在劣勢文化下，過著城市底層的游牧生活。他們容易衝動、緊張，經常會感到不安全感，而「辭職」、「想家」只是這個綜合複雜體的一個代名詞罷了。高神父清楚地記得，就在去年，湯英伸到教堂向他告解：
「我已經變成病態的人！」湯英伸苦痛地說。
高神父聽著他內心的剖白，耐心地安慰過他，高神父太熟悉這份苦楚了。一個離鄉背井求學的年輕人，絕不是「不能適應，就不要來平地」的問題，高神父內心裡湧起了一份傷痛，躊躇一會兒，沉沉地說出了這麼多年以來，他以神職人員身份一次又一次聽到的，山上的孩子們心靈最深處的苦悶。
不必查了！
安玉英，一個如今已長得亭亭玉立的鄒族姑娘。有一回，因為山上交通不便，星期六下午必須提早一堂課下學，坐遊覽車回特富野。那天，女教官把鄒族同學集合在操場上，安玉英也站在隊伍中。也不知什麼緣故，教官突然對著她們說：「聽同學的反應，你們山地人常常不洗澡……。」
安玉英忍著滿眶的熱淚，跑回山上。才盡情地號啕大哭了。她向高神父傾訴：「不要把全部的錯，都往我們山地生身上戴啊！」
安玉英滿腹的委曲，幽幽地道出一件一件在學校中的辛酸。
「為什麼我是山地人？為什麼我們山地人就要被別人當成怪物？」這是長期壓抑在她心中的問號。也有一回，鄒族同學明明看見杜秀雲的爸爸，送了一千餘元到學校給她；誰知道那天恰巧宿舍裡傳出有人掉錢的消息。杜秀雲口袋裡準備繳食宿費的一千餘元，竟成為偷竊的贓物證據。杜秀雲抵死也不肯承認，鄒族同學也都挺身作證，「我們的確看見她爸爸送錢到學校。」同學們說。不料，女教官卻說：
「大家確定是她拿了錢，不必查了！」
「我們山上的學生在學校宿舍裡，經常遇到這樣的困擾，凡有人掉錢，山地孩子就變成當然的嫌犯了！」高義輝神父說。
高神父把話題轉回到那一次湯英伸的懺悔。他說：「我建議他去接受心理治療，湯英伸只是苦苦地笑。」
高神父說，當時他心裡想，湯英伸平時很乖巧，每天笑咪咪的，這個對人家客客氣氣的楞小子，不可能做了什麼大錯吧！他因而並不特別著急，也沒向湯英伸的父親提起。「哪裡想到，厄運卻降了大禍了！」高神父說。
害怕心願會變成泡影……
提起這個遺憾。高神父開始不斷地反省，不斷地想，也開始替村中的小孩感到憂心。他說，湯英伸殺人命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典型例子，要真正去徹底了解，並不十分容易。他憂悒地說──
「現在我們只能假設：湯英伸的病態在於他的雙重性格──」
據高神父說，在村子裡，他一向對湯英伸另眼看待。英伸生長在本村的一個公認的「模範家庭」，爸爸、媽媽都是那麼好、那麼有風格和尊嚴的人，英伸又憑著自己的實力考上嘉義師專，內心當然有一份秀異之感吧。「尤其是他成長於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庭，在倫理道德與做人處事方面，英伸對自己有很深的期許。因此，湯英伸到平地社會求學時，遇到客觀壓力，他身為山地人的自卑感就會被激發了出來，從而形成對於平地社會的一種激烈的反撥。」高神父說。
高神父嚴肅地說，「我的看法，只是一個自我反省下的假設。」他還記得就在去年，特富野舉辦了一個天主教夏令營。「湯英伸就那麼自然而然變成夏令營的領袖人物。」高神父回憶地說：「白天，他表現得真是傑出，勤奮、彬彬有禮。但有一個夜晚，他忍不住湊上了一群比較低俗的年輕人，結夥跑到後面山崗去喝酒，被我們發現了。」
身為一個山胞，湯英伸隱藏的自卑感，在不斷的壓抑中反彈、化裝而成為外表的優越感了。他從小就奮力上進，也時時患得患失，為了他許下的心願──畢業後回到達邦國小教書──他努力考上了嘉義師專。但還沒等他畢業，特富野的孩子，竟早已當他是小學老師一樣敬畏他，愛他，不敢在他面前說髒話，而更多的時候，他卻又私下害怕自己的心願有一天會變成泡影！
我們好愛湯英伸
湯英伸的家，座落在那青翠的幽谷旁，是湯保富親手蓋起來的一棟木造房子。
廿餘年前，湯保富白手成家。如今，牆垣四壁還留著他辛勞歲月的痕跡。汪枝美，英伸的母親，平時沈靜寡言，喜歡坐在屋角，靜靜地聽別人說話。自從湯英伸繫獄以來，她的眼神有時變得飄忽、憂悒了，彷彿總是在想念著什麼。但是，儘管心裡壓著愛兒失腳的重創，她看來端莊、恬靜，只在有意無意中，透露著母親的深重的淒寂了。
「我們好愛英伸。……在父母面前，在我們部落裡，從小他一直是乖巧、受人稱讚的孩子。」汪枝美說著，眼眶紅了起來。
廚房裡，傳來湯保富下廚的炒菜聲。
自從湯英伸出事以後，汪枝美始終不敢上台北去。她寄了一整冊的照片給湯英伸，母子相隔至今，也有四個多月了。「也好在是這樣，凡事我都是坐在家裡想……。」她說。她的眼神中充滿著對丈夫湯保富的一份感謝。但每每有人向她問起湯英伸，汪枝美總是低頭不語。一個曾經讓她驕傲的兒子，如今卻成了奪走三條生命的殺人犯。這難言的苦衷，恁誰也不能詮說啊……
她對於兒子英伸一步一步走過的不能回頭的破滅困境，感到神傷。去年年底，湯英伸休學返家，在情緒上很不穩定，常常望著屋外的浮雲發楞，嘆息。發悶的時候，他偶爾會彈彈鋼琴自娛，看看書排遣，幾乎是足不出戶了。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吧！英伸他去了一趟學校，參加學校的音樂比賽晚會。回到山上時，我看他顯得更加悶悶不樂了，」汪枝美說：「我知道英伸實在很懷念學校生活，尤其是那些朝夕相處的師專同學。休學以後，同學們時常打電話來，寫信給英伸，鼓勵他奮發起來，昂揚向上。奈何，命運竟然粉碎了一切。」
在懺悔中無窮地放逐下去
那天，湯英伸離家出走後，家人刻意不讓英伸房間裡的一切受到絲毫變動。他的各種獎牌，仍然兀自掛在牆頭上。那是一次又一次在師專全校師生的矚目和熱情的掌聲下，辛苦掙來的光榮。寂靜的窗外，可以望見他在庭院小菜圃裡種植的高麗菜，已經亭亭地抽出嫩葉子。更遠處，那巍然聳立的鼻涕山，隔著一條山谷，蒼翠地逼向他的窗口。
日落深處……
你若住在市區，日落在高樓大廈；
你若住在山林，日落在群山之外；
你若住在海邊，日落在地平線下。
然而，無論日落何處，
我仍真摰地追尋……
小房間裡，湯英伸有一架子的雜書。這首他寫好的小詩，依舊靜靜地躺在他的書桌上。沒有署明日期，也沒有落好題目，卻深深地叩緊著我的迷惑……，在這樣溫馨有儀的家庭裡，就在這小房間長大的青年，他文靜、內向，他懷著一份虔誠，開始追索著生命中無數的疑問，開始了他那充滿尷尬、歡悅、苦悶的青春期……
「即使湯英伸能免於死刑，我想他也要被自己的懺悔無窮地放逐下去，無顏回到這美麗的家鄉。這才是最殘酷的重刑吧！」
在湯英伸的小房間裡，我隱約記起了高神父的這句話。
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救你啊！
離開特富野，走進嘉義師專校園，迎面就感受到圍牆之內一股尚未平息的議論。同學們的口中，不免也分析起這件命案的遠因：湯英伸被迫離開學校。
「他被迫休學離校時，我們全班哭著送他走的……。」
「謝美樺導師在課堂上說：休學對湯英伸而言，是福是禍，目前還不知道。同學們應該鼓勵他，多給他寫信。當時，我坐在我的位子想，應該是福吧，沒想到他竟殺了人。」
「他跑去找教官求情，跪在地上，懺悔地哭泣，但教官說：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救你啊！」
同學們都說，這位教官很疼愛湯英伸，卻也無可奈何。那一陣子，為了苦苦等候學校召開訓導會議，對他的命運做一個審判，英伸變成了另一個人樣。「一大早，他走進教室，便趴在桌上，他的眼眶發黑。」這位坐在湯英伸旁邊的女同學，含著淚說：「我勸過他，好好照顧身子啊。英伸他就朝我淒苦地笑……。」
訓導會議的結果下來了。湯英伸因為在學校打麻將，林總教官認為湯英伸犯的這個錯誤，非處份不可，「否則，老師和學生的心裡會怎麼想？在立場上，我也有苦衷啊。孩子是你的，你自己帶回去管教吧！」
最後，父子倆人商議的結果，決定自動辦理休學。湯英伸說，「我對『留校察看』實在沒有把握，萬一再犯了小錯，被學校退學了反而不好。爸爸，我們下學期重新來，我用生命向您承諾……。」
最後一次學期考試，湯英伸無心考試，在卷子上填了名字，便逕自走出教室。他回到寢室，自彈自唱地錄下這卷錄音帶，向四年甲班全體同學告別：「親愛的四甲，我們要別離了。啊！這一刻，不知道……，心裡什麼滋味都有，真的不知道說些什麼。說感傷，是有那麼一點：說高興，也是有那麼一點點。但是，我還真是捨不得你們。相聚了三年，有歡樂，有悲傷，我們都一起度過了！我，不能改變什麼，雖然我們要暫時分離一段日子，但我相信我們的友誼一定會永遠存在……」
「下面這首歌，叫做『別離』，是多年前我流著淚做的……」
錄音帶裡響起一陣錚錚錝錝的吉他和弦……
暮色中，我望見你的背影
深深呼喚失落的你
……。
湯英伸落寞的歌聲，似遠似近地，在男生寢室縈繞著。悶熱的午后，窗外傳來低低鳴唱的蟬聲。一個綽號叫「黑馬」的同學說：「一腳踩進那洗衣店，湯英伸他一定會這樣想吧，『如此下去，我的前途在哪裡？』每天送衣洗衣，好強的他，怎麼受得了啊……，也沒想到結果竟會如此！」
湯英伸的室友坐在椅子上，沉入回憶中，想起過去湯英伸帶給他們的許多歡笑。有些女同學說著說著，就哽咽、掉淚了。
到美國看熱門音樂演唱會
「他是班上的核心人物！」
「他人很慷慨，所以自己口袋裡常常沒有錢。」
去年，湯英伸利用暑假到台北做水泥工，那粗重的勞動和毒熱的陽光，使他全身曬得黑亮亮地回來。返校後，他嘴裡時時掛念著那群陪他流汗、唱歌的山胞夥伴。他甚至一心想著與他們一起合組合唱團，走唱天涯。黑馬說：「他對音樂非常狂熱。他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到美國看演唱會。」
從同學的口中，讓你想見湯英伸是一位熱情、上進的青年，他常常說：「我要讓他們在亮麗處看見我，不要在黑暗中看見我！」有誰知道，他的遭遇會把這句話整個兒顛倒過來呢？他失敗了。三年之內，他被逮到幾個小辮子：單車雙載、不繡學號、爬牆、抽煙。這些讓他總共記下三次大過、三次小過，再加上四次警告。可湯英伸也記過不少次大功小功和數不清楚的嘉獎。他參加校際才藝比賽、優秀山胞聯誼會、黨幹部研習會、田徑比賽、殘障青年村，都為他爭來一個又一個光榮和獎勵。
提起抽煙這回，湯英伸被記大過，有一位同學黯然地說：「其實，香煙是我抽的！」
「那天清早，我跑到他們的寢室去找湯英伸，他生病躺在床上。我坐在他床邊，抽完一支煙便上課去了。沒想到，我前腳才走，教官後腳就踩進了寢室。」這位同學說。「這個大過，湯英伸為我頂下來了，事後他不為這個冤屈吭一聲。湯英伸就是這種人，全校同學都知道，他是我們學校的明星。」
經過幾次叫他灰心黯淡的挫折和打擊，有一天，湯英伸索性豁出去，他理了一個龐克頭，奇裝異服地在校園裡晃盪。
「師長們應該學一學教育心理學，再來輔導我們，不要光是喊口號：說什麼合理的是管教，不合理的是磨練。」有一位女同學說。「合理的是管教，不合理的是磨練」，是每一個嘉師同學口中，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一段道白，同學們說，在朝會上，在課堂上，他們聽到太多次了。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已經休學在家的湯英伸，接受同學們寫信和打電話再三邀請，興致沖沖地返校參加音樂晚會。就那個晚上，有位教官卻衝著湯英伸說：「湯英伸，往後你儘量不要回來！」同學們氣憤地哭了，「即使湯英伸休了學，他仍然是學校的一份子啊！」同學們說。
湯英伸站在同學面前，佯作鎮靜地說：「這位教官，也是為我們大家好吧！」可是，至今還沒有人知道，在他返回特富野的路上，湯英伸那年輕易感的心，是怎樣地因羞辱、挫折、怒恨而絞痛啊。
也就在那條山路上，在那個寂靜夜晚，湯英伸悄悄地決定離家出走，不再返校。像一切受挫的年輕人一樣，他必須離開使他感到挫敗的環境，逃到另一個天地，從頭開始。他想靠著自己的雙手，去闖出自己的路子。
流盡了眼淚，也要讓法官相信……
回到台此，我的辦公桌上已經擱著幾封信。有一封是這樣寫著：
「親愛的邱叔叔、蔡叔叔、官叔叔：
短暫的相聚，願別後無恙。
……事情發生後，我們只會哭，一面祈禱一面哭。因為我們根本不敢相信，真的不願相信。但還是得面對事實，打電話問迪亞（湯英伸）的住址，『台北縣土城鄉立德路2號』，這是我們永遠記得的地址。……
初次去特富野，就深深愛上那個地方，相信您們也愛上了，可不是？你們問起我湯英伸寫的那篇小說，我現在告訴您，題目是：『爸媽！我們探險去！』內容描寫一群年輕人到台北謀職的故事。小說中的人物讀起來都很哀傷落寞。是否這就是迪亞潛意識裡的悲懷呢？
……迪亞就是這麼盡責的一個男孩，有時甚至讓我們覺得，我們實在配不上他，不配當他的朋友。真的，您們一定要相信。
我們曾經去打工，為了要體會老闆對待工人的那種滋味。我們也曾想到台北去看迪亞，但他的時間都被排滿了。至今，我們雖一直未曾謀面，但我們到特富野幫忙湯媽媽掃地，做家事。我們好喜歡湯媽媽和湯伯伯，和他們談話也讓我們學到許多的啟示。我們也曾想跪在法官面前，即使是流盡眼淚，也要讓法官相信迪亞不是個壞孩子。要是丹諾（註：美國著名的正義律師）來到台灣，丹諾一定能夠救迪亞的吧，但是，誰肯相信我們年紀未滿二十歲的小女孩的話呢？誰願意聽呢？然而我們一定要做下去，即使別人怎樣罵我們傻，社會上若缺了這樣的人，就不可愛，不溫暖了，您說對不對？
祝
編輯順利
雅惠敬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
雅惠是斗六某中學高一的學生。去年，天主教青年團契在特富野舉辦活動、她的好同學劉雪燕游泳時陷入漩渦，差一點使她沈溺水中，被湯英伸救了起來。黃雅惠是這樣認識了至今不曾謀面的湯英伸。湯英伸失腳之後，黃雅惠特地到特富野去，認識了湯家。一直到今天，她不斷地為英伸祈禱，寫信安慰湯保富夫婦。在特富野過母親節那天，我認識了這位純真的小妹妹。沒想到她的信比我還要快速地抵達台北。
回到台北，心裡卻一直惦記著湯英伸妹妹的一句話。她坐在學校會客室裡說：「我立志要考上法律系，」她說，回想著她旁聽了幾次的台北地院，「將來，我要坐在那個高高的位置上，好好傾聽每一個陷落法網的人，每一句打自內心的話。」
一起殺人命案，引起社會如此重大的回響，是大大地出乎人們意料的。當我們從特富野回到了台北，四處採訪幾位律師時，他們都表露出極深的關切；願意為湯案擔任義務辯護律師的就有四位。這種人與人的友愛光輝，竟也抹去我們一路採訪時心頭上的陰影。落筆時，我禁不住掩卷喟嘆著。我想起雅惠、雪燕、玉蓮、淑燕、高神父、嘉師四年甲班的全體同學們。啊，但願你們期盼英伸得免一死的願望，不會落空，為了英伸，讓我們大家再努力下去吧！
董律師的信念
當人間雜誌的法律顧問董良駿律師，決定義務接下辯護律師時，已經是湯案第二審的尾聲了。董律師花了兩天兩夜的時間，一口氣讀完所有的資料。他告訴我，正準備進入自己的書庫，從犯罪學、社會學，和法律人類學的角度去著手研究。他也相信，不少的犯罪案例，往往是社會早已積累下來的罪惡所致，「人是脆弱的，人是很可憐的！」董律師喃喃地說著這句丹諾的名言，他充滿悲憫的眼神，讓我隱然覺得，董律師已經真正瞭解了湯英伸這個孩子。
五月廿六日，董律師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補充上訴理由：
「按上訴人於七十五年一月廿五日零時許案發後，於當日下午六時許，即主動向中山分局投案，坦承犯罪，有分局移送筆錄可證。是上訴人應屬刑法第六十二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在湯英伸沒有投案自承犯罪之前，沒有任何人確認他就是兇手……。遍查整個警訊筆錄，湯英伸應該合乎自首要件的」董律師嚴肅地說，「我還查到具體判例……」
由於董律師到找辯護的新角度，不到短短的幾天，使得整個案情開始有了轉機。六月十八日，湯英伸在法庭上囁囁地說：「一月廿五日那天，下午三點，我曾經打過電話，給中山分局，說：我要去自首！」
法律上明文規定，自首是唯一減刑的充足條件。但湯英伸受到過度驚嚇之後，加上他對自己苛重的懺悔，除了坦承罪行，已完全喪失正常求生意志。不懂法律的他，竟把這個自首的事實經過，隱藏在心裡長達五個月，距離他第二審宣判日期六月廿五日，只剩七天。
六月廿二日下午。湯保富一個人坐在特富野的山谷中釣魚。他一顆早已瀕臨崩潰的心，仍然高高地懸著。他默默地望著淌呀淌著的河水。即將登陸台灣的南施颱風，開始細細地散起雨白來了。山巔上，陰陰地佈下橘紅色的濃郁雲影……汪枝美獨自坐在客廳角落。電話中，她慈祥的聲音說：「是下午，我要他去河裡釣魚的。這半年來，他，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在她哽咽的聲音中，我也一時沈默了。
不！我們還有三審！
六月廿五日，湯保富和許多關心湯英伸的親戚、朋友、神父，三個人間雜誌的同仁和董良駿律師，都趕到高院第十八法庭。這是英伸二審宣判的日子。
從早上九點開始，我們都坐在法庭裡，等著法官逐案審理和辯論。法庭的天花板上垂掛著兩隻吊扇，沈默地送著催人欲眠的風。我的心裡抱著來自董律師答辯狀的一線希望。辯護狀說，湯英伸投案的過程、人證、合乎自首要件。此外，董律師主張從英伸豐富的品格證據、和殺人當時的情境脈絡，說明殺人的激情因素。他希望庭上不單從三條人命死亡的結果去論斷。「社會在它自己裡面包含著許多犯罪的萌芽，由某種意義說，準備犯罪者是社會，個人只是它實行的工具！」
十一時三十分，全庭肅立，審判長開始逐案宣讀判決主文。英伸的案件夾在十幾個同時宣判的案件中，幾乎沒有人聽清楚英伸的判決，我只聽到「褫奪公權終身」，英伸就被押走了。
大夥兒疾走跟著英伸，問他聽清楚沒有。他只茫然地說「不清楚」。押送的法警說是無期徒刑，英伸的眼睛亮了，對湯保富說，「爸，我到裡面，要好好請客……」
我們望著英伸被押走了，卻怎也放心不下。後來問退庭的檢察官。「死刑。絕對沒錯。」他說，消失在法院的走廊上。在我們沈默地站著的當兒，一個女孩忽然急奔下樓。我瞥見她滿是淚的臉，啊，還是她，英伸的女朋友。
「我們長期一塊作戰，到了最後……」湯保富說。
「不，我們還有三審……」董律師說。
「請一起吃過便當再走。」湯保富說。
大家都推辭了。「我們還有事……」，多麼愚笨的推託之辭。我不知道和湯保富握了幾次手，看著他黧黑的臉、濃濃的眉，比漢人大而且明亮的眼睛，和強抑在眼眶中的淚意，送他們上了計程車。
我想起帶著「無期徒刑」的歡悅回到押房的英伸。「不！這個社會，不能這樣把罪惡全歸到你的身上」我的心中吶喊著，「不！我們都是負罪的人吧……」
(全文完)
惡如黑白，冤如黑白，罪如黑白。
湯案三十年，這兩天重謄《人間》雜誌的報導到此臉書，湯的眼神竟不時倏地浮上眼前，穿過蔡明德的眼、官鴻志的字、黃春明的口，不甘又慚愧地在迷離的現實裡直盯著我。
揮之不去，而機緣如巧合。生平第二次碰面的前輩友人，昨晚巧遇後拉著我告訴我，湯英伸是她年少時珍重的朋友。她說：湯英伸正直，靦腆，有才氣；他們一同在師專演出話劇，在演出前她的吉他不見而不得幫助的慌張時刻，是湯英伸溫暖地伸出援手，將吉他借給她上台。
若天性純良而天地良心，若稟賦敦淳而還淳返樸，噩運不長，僅九天，足以這樣一生斷送。
總要在冷冬將離，才在最後一段寒冷中眷戀著寒冷。今夜細雨晚風，像是有人不捨離去。
「三十年如昨日。」友人如是說。
讓此系列結束在雨夜。是為編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