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w女記者提問風波並非個別事件，而是香港社會淪落的象徵。
記者是幹什麼的？記者就是提問題的。香港從來沒有發生過記者提問題本身變成「問題」的事情。記者的天職就代表市民提問，記者的問題可以有特定動機，也可以沒有，不論如何，記者都有權提出任何問題，不管那個問題會不會得罪某人，或對社會產生什麼影響，總之記者生來就是問問題的，沒有人可以禁止記者提問。
政府或有關機構部門，對記者的提問，能回答的就回答，不能回答的可以推搪，也可以迴避，但不管記者如何尖銳，問題如何無理，任何人都不得事後譴責或清算記者。因為一個社會便應該保護記者提問的權利，而不是為記者設限，製造提問的恐慌。一旦記者不敢提問，那損失的不是記者，而是整個社會。
林鄭說她「一直以來都是輿論﹑政界，甚至前同事的批評對象」，她認為這是香港的「美麗之處」，至少在這一點上，林鄭還有一點港英時代的遺風。在記者會上，林鄭曾被記者問「你幾時死」，如果林鄭可以這樣被記者「問候」，還要視為香港的「美麗之處」，那那些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吵，陳鐵彪又在道什麼歉？
香港市民一向都有投訴醫護的權利，現在大批中國醫護來了香港，不論他們來意如何，香港市民都要面對他們的服務。不要忘記，他們不是做無償服務，比起他們在中國的收入，他們是領高薪的。中國醫護不是神，他們可能犯錯，甚至可能犯罪，那麼香港人想知道，萬一自己不幸碰上一個無人品無醫德又無醫術的中國惡醫庸醫，那香港人應循何種途徑去討回公道，這不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嗎？
假定這批中國醫護中，混入一兩個流氓，他們在病床上對女病入作出非禮，那怎麼投訴？假定這批醫護中，有一些醫德有失﹑醫術有虧的人，那香港市民受了苦吃了虧，又去找誰申訴？這不只是市民的知情權，更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在引進服務之前，就應該顧及到投訴的事宜，應該預先安排適當機制處理，並且盡早向社會公佈。正常的政府不是應該如此嗎？記者的問題，便是借提問來釋香港市民之憂，這不是盡人皆知的事嗎？
中國醫護不應被投訴，是他們比香港醫護高貴一點，還是他們的醫術比香港醫護高明，或者他們的醫德比香港醫護更高尚？事實並非如此。中國公私立醫院講錢不講醫德，收足錢才動手術的新聞數不勝數。更有甚者，醫護人員公然為謀利開高價處方，公然向病人家屬索賄，這都已是司空見慣了。如果香港人對他們其中混入少數衣冠禽獸，或不學無術之輩有疑問，為保護自己安全與利益計，事先了解投訴機制，那不是香港人最起碼的權利嗎？
整個事件的要害是，記者可不可以提問，代表誰提問，提問後受不受追責，要不要交代自己的動機，也就是說，香港記者今日還有沒有權利履行新聞從業人員的天職？記者的提問事後被強加「惡意」動機，now為此還要煞有介事出聲明道歉，這都是香港新聞界史無前例的現象，它只證明香港的新聞自由嗚呼哀哉，林鄭口中香港的「美麗之處」消失無踪，屈原說的「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就是今日的寫照。
事件發生後，一班香港紅媒與愛國賊，紛紛加入聲討，理由不外乎女記者問題包含「惡意」。記者提問題包含惡意，這正是記者的職業道德。莫非記者提問題應該很包容很體諒很貼心？莫問記者提問題要揣摸被問者的心態？記者提問題，就是代表市民對政府監督，就有權抱有「惡意」去質疑，就是假定政府會犯錯有陰謀，要逼政府認真交代，不讓政府滑頭卸責，愚弄市民。
政府不能容許市民「惡意」對待嗎？不要忘記，市民是老闆，政府官員只是我們納稅供養的伙計而已。記者代表市民「惡意」提問，不但沒有問題，而且應該理直氣壯。如果林鄭都可以被記者問候「幾時死」，那中國醫護有什麼特權，不能被質疑被監管？
說到底，凡是中國的東西都是好的，凡是中國來的人都比香港人優秀，凡是黨的指示一定「偉光正」，凡是不服的香港人都用心險惡。這種時候，不禁又想起魯迅的名言：「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中國社會從上到下惡質化，官員腐敗，民風惡俗，不管中國醫護來香港的動機為何，香港人都提防一點，這不但沒錯，而且是應份的。
香港為何淪落到今日要求助中國醫護的地步？還不是中聯辦駱惠寧與特首林鄭月娥的「貢獻」，如非這幫居上者無能，政治第一，民生第尾，何至於搞到今日局面？香港人都未向政府問責，幾時輪到政府來問責一個小記者？
事件發生後，一大班左媒與愛國賊群起圍攻女記者，群魔亂舞，不堪入目，這證明今日香港的政治環境之惡劣：新聞自由已死，市民權利失落，人妖顛倒，是非混淆，一派末世風景。
原文出處 顏純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