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第 58 屆金馬獎上周二公佈入圍名單,其中獲提名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剪接的香港電影《少年》,講述一隊「少年搜救隊」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四出尋找一名欲自殺少女的故事。最吸引媒體關注的,除了電影以反修例為背景之外,還有預告片最後一句 — 「香港不能公映」。
儘管《少年》不在港公映,入圍消息甫出,中聯辦控制的《文匯報》已隨即炮轟《少年》「涉犯國安法」,更點名導演兼編劇任俠、編劇兼監製陳力行,稱他們曾在不同場合「抹黑香港國安法」。
「又係呢個問題?」任俠看著陳力行、聯合導演林森苦笑道。
他們說,連續做了數個訪問,每個記者都問有沒有被捕準備、會否不能再拍「主流電影」,三人語氣流露不解,「拍電影啫,又唔係拍人裙底。」任俠笑言,如果要計算什麼可以拍、什麼不可,那就不是創作,而是做生意,「嚮往自由嘅人先拍電影,我相信我同另外兩位都係嚮往自由嘅人。」
三個《少年》主創人,經歷中途停拍、演員退出、資金不足,其中兩人再自資共 20 萬元,因他們相信《少年》最終不會是一部走向囹圄的電影,而是一份通往自由、誠實的創作。
一度停拍、沒資金、演員退出
同為 30 多歲的三人身穿黑和灰的 T 裇,近日入圍金馬後連續做了數個訪問,這天表情初時有點木訥。這樣子的三個男子,昨天受訪時在街上也無端被警察截查,「講緊仲攞住個飯盒喎」,任俠笑說。
儘管三人名字在外界未必為人熟知,但在電影圈內也絕非名不經傳。任俠與林森均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學院導演系,前者曾擔任陳果導演編劇及副導演,2016 年憑描繪極權未來的短片《螻蟻》獲鮮浪潮最佳導演、IFVA 公開組金獎,憑《紙皮婆婆》獲金馬創投百萬首獎;後者的短片《綠洲》也獲得鮮浪潮特別表揚,更在 mm2 新晉導演計劃獲大獎,剛完成一部電影長片。《少年》編劇的陳力行則曾在倫敦讀電影研究學士及碩士,均以一級榮譽畢業,現職理大講師,與任俠同為創作組合「豐美股肥」(Phone Made Good Film)的成員之一。
儘管往績不少,但林森笑言今次是第一次收到這麼多訪問邀請,「以前拍啲嘢邊有人理喎。」
任俠說,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初時聽到一群互不認識的人一同去尋找自殺者時,覺得很像武俠世界裡志同道合的義士,加上事件本身已很像電影故事結構:有一個目的、有很多障礙、最後不知會否成功。當年曾親身參與搜救隊的任俠回想,最深刻是《少年》其中一位 18、19 歲演員告訴他,曾大海撈針般在屋邨尋找欲自殺者,四處大叫網名「薯條姐姐」,「其實好柒,都唔知個人係咪真係想自殺,但為咗救人,佢哋扔低尊嚴,呢樣嘢好觸動到我」。
2019 年 7 月,「少年搜救隊」的構想逐漸成形,但三人苦思了很久該如何呈現抗爭場面:拍攝資金僅 60 萬的《少年》,不可能負擔重演抗爭場面的支出。有朋友建議,不如直接去抗爭現場借景演出?三人一致反對,不想違背了現場抗爭者的目的。
有一晚在其中一人的家中,眾人飲到「啤啤夫」時,突然播起了哥普拉的《Dracula》,「有一場就係成個剪影去交代中世紀戰爭,就覺得不如我地就咁處理囉」。
最難拍的場面終於找到解決方法,到 2019 年 10 月,《少年》正式開拍了 7 組。任俠直言當時情況「濕滯啲」,不少年輕演員受進行中的社運影響,演出時情緒受困擾,「我同佢(林森)成日拍完都要去個別輔導一啲演員,請佢飲酒又好、約佢邊度傾計又好,成日一個傾完又到下一個」。
「不過原來勉強無幸福」,任俠說,2019 年 11 月香港氣氛更低迷;陳力行指,原本理大團城事件過後,眾人打算再開機,卻又迎來疫情爆發,《少年》無限期停拍。林森解釋,由於演員和團隊或有人覺得不知要等多久,也有自身的安排與生活規劃,部分演員也在停拍期間退出。
任俠指,那段時間三人也有迷惘,再加上資金出現問題,拍《少年》像是一個看不到終點的過程。不過,三人堅定地說,從沒有想過放棄,因為仍有留下來的團隊成員,「當初有同佢地講係好難嘅 project,如果佢哋咁都願意參與,但我哋放棄,好講唔過去」。
任俠形容,儘管沒有信心可以拍到 100 % 完成度的《少年》,「但開始咗就要做完佢,做人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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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電影嘅人就係要拍電影
於是三人嘗試挽留原有的演員,然後開始招新演員、修改劇本、綵排,他們又把已拍了的片段剪成預告片,私下向朋友眾籌,但資金仍不足,當時因疫情停工已久的任俠和陳力行,驀然再各自自資 10 萬元,才終於成功再開機。
記者問他們,每人扔 10 萬蚊出來的心態,是視之為有回報的投資,還是單純地扔錢出來拍電影?「前者,」有點呆呆的陳力行說,「前者係有回報喎,你瞓醒未?」任俠問。「啊,後者,」陳力行笑笑更正。
記者再問,不怕電影無法公映,最後血本無歸嗎?任俠說,「拍電影嘅人就係要拍電影,你唔會話一定成功我先拍,你拍完無人睇咪無人睇,唔通『哎呀,屌,早知唔拍啦』咁?咁點啊?咪擺落櫃桶底再寫過第二個劇本囉!」
2020 年 9 月,《少年》劇組重新出發,再拍了 15 組,當中部分是重拍已退出演員的戲份。不過第二次拍攝再沒有上次的演員問題,陳力行說,有一次團隊被截查,當警員看到有假的抗爭道具時,立即來了 20 多個防暴增援,抄下眾人身份證再放行;翌日,或許是因為被防暴包圍過後,一名演員在後巷演出時,把自己情感放進了劇情,爆發得很好,令幕後人員都看得差點飆眼淚。
另有一天,八號風,飾演自殺少女的演員站在大廈天台上,幾乎半個人都站了出去,「佢好投入,成個人變成咗個角色」,此為任俠最喜歡的一幕,也令他對《少年》演員沒有得到金馬提名感到扼腕。
如是者,排除萬難地,《少年》終於成功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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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搵錢要跪的話 我揀有型」
拍攝艱難,但拍攝完成後找片商的工作更難。
任俠指,《少年》的第一剪已經很令人滿意,三人都看到喊,不少片商看完也給予正面反應。不過,片商卻也坦白表明,因現時的形勢,不能幫《少年》發行。
「香港不能公映係客觀事實,唔係我哋主動選擇」,任俠說。訪問當日,《文匯報》仍未刊出炮轟《少年》犯《國安法》的文章,三人也明言沒有收到「警告」,但他們指,各媒體的記者都不約而同地問他們有沒有各種心理準備。
「我哋唔 prefer 諗呢啲,因為我哋唔想散播任何恐懼」,任俠認真地說,「點解我哋光明正大拍一套戲,要驚坐監?」
陳力行指,以現在的理解,三人沒有做任何犯法事,故不會想有何後果;林森也明言,沒做任何「風險評估」,寧願集中精神投入在創作本身,「唔應該比一個框框限死自己,好似你做咗呢樣就唔做得呢樣,都未有人畀任何壓力你時,你就已經開始恐懼同設限。」
任俠說,電影應是通往自由的窗口,如果計算左右、只拍攝「可拍攝」的內容,那便不是創作,而是一門生意。他認為妥協只是慢性自殺,即使是拍攝所謂「主流電影」的人,未來每當拍攝警匪片時,同樣也要擔心會否不過電檢;他又以不少公民組織妥協後仍被迫解散作例,指沒人知道妥協是否會帶來一個好結果,至少現在他們問心無愧。
「我覺得做創作快感係高於名利。我都想搵錢㗎,但你叫我而家搵錢要跪嚟講,我揀有型囉。講句嘢都要驚得罪邊個嘅話,我唔想咁柒。」任俠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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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鼓勵 所以同行
談及金馬,另一套最常被拿來與《少年》相提並論的電影,便是周冠威的反修例紀錄片《時代革命》。任俠口中的「唔想散播任何恐懼」,也是周冠威近月常掛在口邊的一句。
任俠回想,金馬公佈入圍名單前幾天,周冠威剛好有事打給他,任俠告訴周冠威《少年》入了金馬複選,周冠威開心回應,「我都報咗,希望我哋可以係台灣見啦」,任俠笑著回應,「唔好『同倉見』就得。」周冠威立即報以粗口,「睬過你咩!」
當形容周冠威時,任俠特別提起記者在提問時用上了「未有事」一詞,令他想起了大眾一直對周冠威的「旁觀」態度,「我都係想問其他電影同行……如果你預咗佢一定有事,你做咗咩去支持佢啊?或者你會唔會做咩去幫助佢?定只係等睇佢幾時有事?」
他又指,周冠威以真名署名《時代革命》的勇敢,鼓勵了《少年》的三人。「既然我哋係仰望佢 ,咁我哋咪同佢一齊行囉,就企係佢隔離囉,呢個就係我地嘅態度。」
林森說,希望大家可以常態一點面對事情,每個人都在不同崗位,堅持自己專業所信仰的價值,做好自己本身做好的那件事,「有時啲恐懼,可能唔係外界比你…但我哋又唔係做啲乜野,點解要咁快畀咁多恐懼自己呢?」
記者再問三人,現今時代,做電影最重要是什麼?
林森答,是真誠。陳力行說,要有 Vision,就如戒不了 hard drug 一樣,戒不了電影。任俠則是簡單六字:「唔好齋講唔做」。
後記
可能是近日被問太多重覆問題了,三人似是有點悶,尾段突然反客為主,反問兩位記者,為何這時勢仍要做新聞。記者答案在此不贅,也離不開「做得幾耐得幾耐」和「記錄歷史」等等回答,還補了一句,不想廿年後沒人知道有一套戲叫《少年》。陳力行思考一陣子後向記者說,其實大家的原因是一樣,只是形式不同。
又,提起其他導演接受訪問,通常是為了宣傳、催谷票房,但三人顯然不用為此奔波。連日受訪、重重複複回答同一些問題,所為何事?
任俠半開玩笑說理由很簡單,「我最近單身,想多啲人留意到,任俠都係唔錯嘅男人」;陳力行則指,雖然大家暫時睇唔到《少年》,但希望終有一日會俾人睇到,「同埋,記錄緊 history,呢樣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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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雖然題叫「三個去金馬的《少年》導演編劇」,但其實只有任俠一人計劃 11 月去台灣觀展,陳力行與林森分別因工作家庭等原因無法前往,前者嘗試請假不果。
原文出處 立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