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就在一九八三年，不曉得是秋天還是冬天，總之是一個舒服的下午，涼爽的，溫暖的，安靜的，我窩在男生第四宿舍的二二三室睡午覺。那種架高的床舖貼近天花板，睡起來特別隱匿而安穩，難怪記憶中的大學生活，很多時間都在睡覺。
沒課在下面書桌K書的經濟系室友把我叫醒，半掩的門後，一位穿著白襯衫、黑西褲，整整齊齊梳著西裝頭的社會青年探進身來，很禮貌地說：「你是康文炳？不好意思可以到外面談一下嗎？」
「我是調查局的。」三十歲上下，削瘦斯文的陌生人敏感地張望一下走廊兩端，快速出示了套著透明膠袋的服務證吊牌。「張水深」、「李永琛」，還是什麼的，總之我倒是沒看清楚。
我上大學前就因「美麗島」事件被約談過，上了大學後不知悔改，除了在黨外雜誌社打工外，也偶爾跟在學長後面搖旗吶喊，算是參與了一些學生運動。「約談」倒是沒什麼好怕的了，那一年，也是一個便衣刑警來我家說：「你是康文炳？這個星期六下午到分局來一趟……。」
「聽你同學說你都在打工。」台灣鄉鎮青年的口音，有一種客氣、親切的語調。
我點點頭，本想說都在當家教，但還是保持沉默，這沒頭沒腦地找上門，不知他倒底摸清了我多少底細。
「我們有一個工讀的機會，你是念政治系的，敏感度比較夠，」他停頓了一下，又抬頭張望了走廊兩側，「我們想找你幫我們注意校園的情形，也沒什麼特別的事，就定期寫一些報告而已。」
我沉默不語，搞不清楚這傢伙真正的意圖，他難道不曉得我過去的記錄嗎？
「一個月有兩萬元，外加配一台摩托車。」
「我沒有駕照。」我很高興我能打破沉默，同時給自己找到下台階。他喔了一聲，說：「沒關係，我們會另外折算交通津貼給你。」
「喔……」我只好又陷入沉默。一個學生拖著鞋叭叭地走來，年輕的調查員再度停頓不語，他眼神越過我的身後警覺地打量著那名顯然是要去洗手間的學生。
「沒關係，你可以考慮一下，我過兩天再來找你。」拖鞋聲遠了，調查員再壓低音量說，「要不要約在外面餐廳見面？」
「不用啦。」雖然內心充滿疑團，但我很高興談話可以就此結束，事情會怎樣，也只能以後看著辦了。不意，他走了兩步又轉身說：「你有女朋友嗎？」我說：「有。」
望著他離去的背影，我隨即不免好奇，如果沒有，難道你們也能「配」一個給我嗎？
這個疑問始終無解。不曉得他們後來是如何想的，總之，「張水深」、「李永琛」，還是什麼的，再也沒來找我了。
倒是一兩個月後，一場社團邀請自由派學者的演講上，在結束後擁擠的會場裡，我還和他擦身而過，彼此交換了一個尷尬的笑容。
要到近四十年後，我才知道，那是因為一九八三年「二二八」前夕學生在彭孟緝的官邸外牆了「血債血還」後，國民黨當局震驚之餘才在校園裡啟動「安苑專案」，幾年內在全台大專院校內吸收了五千多位學生「線民」。作為「首惡之區」的台大，更是布建到社團和宿舍內，人力孔急之下，難免誤打誤撞。
二○二○年陰雨綿長的二月，一個難得晴朗的冬日，我應研究單位的邀請前往「促轉會」閱覽我個人的部分文件。
去早了，先在街區繞了兩圈，沈澱一下心情。附近公園裡有母親陪著小孩在溜滑梯，笑聲盈耳；午休結束的年輕人三三兩兩拿杯咖啡返回辦公室，一派祥和。但你知道，此時此刻依然有許多世界在同步運行著，有的在光天下，有的在黑暗裡。
有一種忐忑的私密感，像要打開一本塵封的青春期日記，面對那個如今已然身影模糊的自己──而那個自己，還是別人幫你記錄的自己。
瀏覽著電腦裡掃瞄的檔案，泛黃的紙張、朱砂的簽印、陳年的舊事，散發著一種奇異的氛圍。心情是詫異的、憤怒的、失笑的，交雜在一起。一段被竊密的、被羅織的虛虛實實的往事，在漫長的歲月裡發酵後，一時品嚐起來，竟有一種百感交集的味道。
「康文炳自入台大後，言行即異於常人，其個性強硬，思想傾向黨外，晨起時常對窗外狂吼亂叫『人生為何！』」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三日，「內線」阿文給「夏雨生同志」的報告這樣記載著。
我有這樣嗎？我不禁啞然失笑，好想再和三十五年前這樣的自己聊聊喔。
原文出處 回憶的敘事：一個編輯人的微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