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我們很容易見到美國快餐店、英國銀行、日韓家電，甚至足不出戶就欣賞到世界各地的影視娛樂，全球化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關鍵詞。在學校裡，我們會概括理解到，全球化就是科技進步，人類活動不再受地域限制的現象。美國經濟史學家 Marc Levinson 就撰文解說，全球化演進其實來得複雜，而第四波全球化亦已展開。
Levinson 認為，全球化的故事要從 1817 年殿堂級經濟學家李嘉圖發表著作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講起。從前經濟學家以為，一個地方要謀取利潤，就要進口原材料，再出口更高價值的製成品。李嘉圖則奠定「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論，指出各個國家其實應該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領域，透過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各方就能獲取最大利益。當 1830 年代，工業資本主義蓬勃，資金和貨物亦在全球各地流通。
不過，全球化初期由歐洲帝國主導，運送貨物多為笨重的原材料（如咖啡、銅、煤）而非工業成品。這一波全球化又因 20 世紀初兩場世界大戰，以及中間的經濟大蕭條而終結，環球貿易受到毀滅性打擊。到 40 年代，美英等戰勝國著手戰後重建，掃除貿易壁壘、穩定匯率，確立美元中心的國際體系，例如 1945 年創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 1947 年 23 國簽署「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然而工業品貿易仍集中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仍依賴出口原材料。
到 1979 年，美國聯儲局和央行決定加息，以壓抑國內通脹，卻重創一眾外債纏身的發展中國家。1982 年先是墨西哥債務危機爆發，繼而蔓延到秘魯、牙買加、波蘭、土耳其等國。第二波全球化因而停滯，負債國難以透過原材料出口抵償債務，市場亦無法吸納發達國家的製品。可是，這一次全球經濟復甦來得很快，80 年代末東歐共產集團瓦解，美國又先後撤銷對鐵路貨運和電訊服務的管制，加上電腦價格在同年代急跌，造成第三波全球化。
人們開始可以單憑一個電話，就能從美國運貨到新加坡，而美國企業又掌握到香港供應商的實時資訊。另外，生產鏈大大延長，由產品研發到半導體生產再到裝嵌，每個步驟都可以在不同國家進行。在 90 年代末，工業進出口佔全球貿易 75%，這一波全球化到 2008 年金融海嘯前到達頂峰。在 2010 至 11 年，國際貿易和投資曾經一度復甦，但很快又變得疲弱，追不上全球經濟增長速度。2016 年，英國脫歐、杜林普上台，反全球化情緒更見高漲。
Levinson 指出，環球工業貿易疲弱，不代表全球化結束，只是另一波全球化的開始。不過這一次在全球流動的，並非貨櫃而是數據，以及電子化的跨境服務業。他認為接下來，經濟學家應完善統計新型經濟表現的方法，因為這些數字能幫助大眾判斷國家經濟健康程度，以及各項政策是否公平有效等。有些電子服務會較易統計，例如一位加拿大人上網買法航機票，自然計成加拿大進口，法國出口。
可是，現實中很多例子複雜得多。以 Facebook 廣告為例，Facebook 是一間美國公司，但其頁面的廣告，可能在另一個國家分部（例如英國）的伺服器，而點擊入廣告的用戶又很可能來自其他國家（例如菲律賓），Facebook 公司又或者廣告公司能掌握點擊數字，但背後的實際交易和經濟效果，很難反映於現時的貿易數據。同樣的情況在其他行業很常發生，例如投資銀行在世界各地設有分行和後勤辦公室，數據的往來和儲藏，以及背後的勞動成本，多數難以統計。
這種不確定，或會令政府束手無策，在工業生產時代，政府較容易找到哪一班工人或哪一個行業需要援助，也可以通過關稅、配額來保護國家利益。可是到電子服務世代，印度的工程師和台灣的設計師，透過電郵及雲端等系統就可以把檔案傳送到美國，而不需計算複雜的關稅。在底特律失業的車廠工人或者可以向美國政府救助，可是在加州失業的設計師，或更難得到政客關注，現實中亦難向「進口」設計圖加諸關稅。
Levinson 估計，這一波全球化發展下去，一些缺乏網絡設施和高科技人才的國家，經濟發展會更受打擊。他認為高工資的發達國家未必會大量流失工作，但是工資升幅會不斷放緩，因為既然工作地點不再重要，工作市場就變成全球競爭。他指出，在美國，出版、電腦編程和設計等行業的工資，已經愈來愈滯後於其他工種。而他相信，知識產權問題會成為國際之間最重要的貿易議題，而非本來的關稅和重工業補貼問題。
他在結語提及，二戰以後，各國建立了各套國際貿易體系，支援工業全球化發展。而到 21 世紀 10 年代，全球化影響浮現下，很多領袖就把原有的體制拆除。可是，他們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接下來以甚麼來取代之？如果未來是以服務業而非貨品主導全球化，世界就要像二戰後一樣，重新建立一套國際框架；不過興建，往往總是比拆掉困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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