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作者：陳翠蓮
出版：衛城出版
日期：2017/02/24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9351874
規格：平裝 / 512頁 / 15 x 21 x 2.5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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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之作
許久前觀賞宮崎駿動畫《神隱少女》，主角提到「忘記自己名字的人，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心頭一驚。許多政治哲學家、史學家們一再殷殷提醒探索歷史的重要性，透過瞭解過去、方能定位現在，並提高對未來的洞察力。而歷史研究之於政治共同體的價值之一，豈不正是擔當著「自我認識」的功能？──摘自作者自序
這是一本帶領臺灣各世代讀者重返二二八事件歷史起點之書。
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是臺灣歷史上死傷最慘重的官民衝突事件。在戒嚴期間，這道歷史傷口成為不可碰觸的禁忌，相關研究直到解嚴後的一九九○年代，才開始蓬勃發展，至今已累積出相當豐碩的成果。但作者陳翠蓮認為，關於二二八的研究「迄今為止仍然偏重於整理受害記憶」，然而，「面對歷史，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因此，她力圖跳脫將二二八事件個案化的研究框架，把視角拉高，以俯瞰的姿態，重新檢視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時空背景。
作者拉高視角後發現，過往研究都將二二八事件視為中國的內政問題，忽略了兩條極重要的國際政治脈絡：一是美國在戰後決定與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合作，聯手壓制日本、建立遠東新秩序。另一則是戰後臺灣的地位問題仍有爭議，雖然按照開羅宣言，臺、澎應於戰後歸還中國，但作者提醒我們，就國際觀點而言，當時中國是以盟軍代表的身分對臺灣進行軍事占領，並非當局所稱的「光復」。所以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決定快刀斬亂麻以免遭美方質疑其統治能力，美方最後也選擇只關切、不插手，這背後其實跟戰後美中合作體制的成形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除了全新的觀點，本書也廣泛運用最新出土的史料，例如二○一五年才由中研院臺史所出版的《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內容為當時國民黨基層特務人員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活動與報告。藉由作者精采的論證與解讀，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國民黨派系政治盤根錯節及偏好利用特務剷除異己的統治文化，如何導致二二八事件最終以悲劇收場。
二二八，似乎是這座島嶼不得不紀念、卻說不清楚的全國性創傷，又不幸長期淪為意識形態之爭的戰場。透過歷史研究努力還原事實，或許才是紀念二二八最好的方式，也才是當代臺灣討論轉型正義的真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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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本書從戰後美中協力體制與中國統治模式移植兩大新取徑探討二二八事件，帶領讀者回到這段歷史的起點，一同梳理自身過去，藉此理解當前處境，思考未來方向。
◎本書提出的全新研究架構，除開拓了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視野，也有助讀者瞭解臺灣當前國際地位的困境所由何來。作者在書末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假設性問題：如果二二八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四八下半年，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因為這時候，隨著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日趨下風，美方對於這位盟友的信任感也愈趨下降，開始思考讓臺灣脫離中國、提交聯合國處理等方案的可行性，美中合作體制瀕臨破局。然而，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東亞冷戰格局形成，為圍堵共產勢力，美國與國民黨政府再次攜手，「中華民國在臺灣」遂成為難以動搖的定局。而臺灣受困於美、中兩大強權之間的處境，也至今未變。
◎除了新的觀點，本書並大量運用新出土的檔案，解讀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經過與後續影響。同時讓許多懸案得以破解，許多細節得以明朗，也曝光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像是有些「被失蹤者」證明是遭到「密裁」；CC派想藉機趕走屬於政學派的陳儀，因此不希望事件太快平息，頻頻暗中挑撥、製造動亂；特務滲透進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煽動民間代表一再升高訴求，而這些卻成為官方日後認定他們有叛亂意圖的證據。
◎陳儀是迫於無奈才向蔣介石請兵鎮壓？蔣介石是誤以為臺灣有共產黨作亂才派兵鎮壓？這些爭議已久的問題，作者也透過爬梳新舊史料，給予了相信能令讀者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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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翠蓮】：
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已出版《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合著）、《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一九五○》、《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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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自序
緒論
第一章 戰後美中體制的建立
第二章 戰後美中體制與臺灣人處境
第三章 中國統治模式移入臺灣
第四章 二二八事件分析
第五章 特務、派系與二二八事件
第六章 國府當局的考量與對策
第七章 美國與二二八事件
結論
參考書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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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回到戰後歷史的起點 陳翠蓮
二十幾年來從事研究工作，像是在尋找身世之謎。雖然不時感到艱辛困頓，但只要有一點點新線索與新發現，就能備受鼓舞、灌注能量，繼續前行。
在高中以前，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黨國青年。因為相信學校與國家的灌輸，我總是與父親爭辯、認為他「不愛國」。激動的父親屢次提到二二八事件，話到口邊，總是被母親打斷，二二八事件成為我成長過程中巨大的謎團。一九九四年，我終於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並在次年正式出版。
儘管如此，博士論文中諸多環節仍然疑點重重，未能得到合理解答。撰寫論文期間，曾多次到林衡道先生家裡進行訪問。林衡道的父親林熊祥，戰後因草山會議臺灣獨立事件被捕，林衡道在以金錢運作救出父親後，他加入國民黨，對於臺灣省黨部、國民黨政治派系在事件中的角色頗有瞭解。但是，老先生對我的提問三緘其口、被動回應，後來大多是由我陳述從史料中所得的推論，他點頭或搖頭確認是否為真。某日，他突然很誠懇地勸告我：「陳小姐，妳不要再做這個題目了，再做下去，妳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我聽得懂他的暗示，因少不經事，心中暗自嘲笑：「真膽小，都已經什麼年代了？」但也驚訝於究竟是怎樣的恐怖統治，讓那一輩人如此噤若寒蟬？
巫永福先生也多次告訴我：「國民黨早已編造黑名單，趁著二二八事件計劃性地剷除臺灣菁英。」我當時根本不相信他的說法，因為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儘管如此，我卻也留意到林衡道與巫永福所言的共同交集：戰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模式──尤其是特務政治。
說起來很奇妙，從高中、大學、研究所，到出社會擔任記者工作，我有多次與特務機關擦身而過的經驗，確知這是戰後國民黨政府進行社會控制的重要裝置，對此一課題極有挖掘的興趣。博論中已稍稍觸及，但是因為史料有限，無法深入。二○○○年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下令廣泛徵集政府機關的二二八事件檔案，事件中特務運作的關鍵史料終於出土。二○○八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購得保密局臺灣站檔案，更讓特務機關的滲透活動、操控手法完全曝光。
心中未解的另一大疑惑是戰後臺灣地位與處境。撰寫博論時，許多戰後初期的矛盾現象無法解釋，例如：為何臺灣人恢復中國國籍，卻未受戰勝國國民待遇、受國家保護速速返鄉？既是中國國民，為何臺灣人產業與日產一樣被接管或沒收？又為何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美國大使館指手畫腳，而國府當局也擔心引起國際干涉？因當時無法在學位論文中討論過於敏感的問題，加上自己能力與見識不足，僅以一專章探討外國勢力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態度。
二○一○年，為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我到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找尋戰後在日臺灣人遣返檔案。二戰前臺灣人屬於日本國籍，該館「日本占領關係資料」中，除了龐大的盟軍總部對日占領檔案外，也收藏大量二戰前後美國對臺灣的軍事計畫、占領方案或外交檔案。此一發現令我大為興奮，此後數年間陸續複製、研讀，佐以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臺灣檔案管理局與部分日方史料，終於得以描繪戰後初期臺灣地位與臺灣人處境的整體圖像。
本書以一九九五年時報公司出版的《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為基礎，進行大幅度增補、刪減、更正錯誤，並試圖針對戰後臺灣政治史提出新的研究架構。書中檢視戰後遠東新秩序下的美中協力體制，並以二二八事件為焦點，針對戰後複製於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統治模式進行分析。
許久前觀賞宮崎駿動畫《神隱少女》，主角提到「忘記自己名字的人，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心頭一驚。許多政治哲學家、史學家們一再殷殷提醒探索歷史的重要性，透過瞭解過去，方能定位現在，並提高對未來的洞察力。而歷史研究之於政治共同體的價值之一，豈不正是擔當著「自我認識」的功能？
七十年來，在統治當局刻意隱瞞與編造之下，我們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二二八事件是戰後臺灣歷史中犧牲最為慘重的經驗，但迄今為止，研究重心仍然偏重在整理受害記憶。面對歷史，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當時所處內外在條件？面對危機時，社會群體的反應與處置為何失敗？這些經驗可以提供怎樣的啟示？讓我們透過本書，一同回到戰後歷史的起點，重新梳理自身的過去，理解當前處境，思考未來的方向。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一九九二年因指導教授許介鱗教授的建議，我首次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複製了臺北領事館的戰後政情報告、戰略情報局（OSS）的臺灣調查報告書。去年，蔡丁貴教授慷慨提供Nancy Hsu Fleming的著作Americans in Formosa, 1945-1947：Declassified Secret U. S. Military and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英文版（此書經蔡丁貴教授翻譯為《狗去豬來：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解密》，二○○九年由前衛公司出版），並介紹我與許女士認識，因為她的建議，在相隔二十多年後，我再度前往檔案館增補部分重要檔案。非常感謝他們的建議與鼓勵。
其次，因政治案件受害的謝聰敏先生，最早提供了內幕傳聞與部分珍貴資料，鼓舞我追查與激發我挖掘的勇氣。中研院臺史所許雪姬教授邀我解讀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進金教授慷慨贈與忠義救國軍資料，都令我喜出望外。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陳宛妤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公領系劉恆妏教授提供法律制度之專業諮詢；政治大學臺史所博士生彭琳淞告知有關日治時期臺籍日本兵、戰後初期臺籍國府軍的資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淑雅、陳儀深兩位先進，提示到美國國家檔案館蒐集資料的應注意事項，都對我有極大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二○一五年臺灣教授協會召開「軍事占領下的臺灣」學術研討會，會議討論過程令我受益良多，僅此表達謝意。
本書撰寫過程中大量運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檔案、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收藏的葛超智檔案，並利用了國史館收藏的戰後初期檔案與照片，感謝這三個史料機構人員的辛勞。書中也使用了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國防最高委員會相關檔案，感謝王文隆館長的協助。同時，感謝吳宏仁先生、陳雪梨女士、陳柔縉女士、陳銘城先生、張維修先生、黃素心女士、楊振隆先生、賴亮竹女士等人提供了難得一見的珍貴照片。
此外，政治大學臺史所余佩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許秀孟、李思儀進行史料蒐集工作，王文昕負責部分檔案初步閱讀，都給予本書具體的幫助。
感謝國科會與科技部多年來提供學術補助經費，幫助我前往日本、美國等檔案館所蒐集資料，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吳乃德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臺灣大學政治系學長與學術前輩，十分感謝他抽空幫我看過初稿，提供修改建議。衛城出版總編輯莊瑞琳、執行編輯盧意寧女士，對知識追求與出版工作充滿熱情。因為她們的專業、耐心、細心與毅力，才能讓本書的錯誤減到最少，並順利刊行。
我的夫婿陳順良是我大學時同班同學，若不是他長期負擔起家庭經營的大部分責任，照顧兩個子女，我恐怕無法專心投注於學術研究工作。真的深深感謝他的支持與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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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連載】：
第二章 戰後美中體制與臺灣人處境
第二節 盟國與中國對臺灣人地位的不同看法
戰後臺灣由中國代表盟國進行軍事占領，屬暫時統治狀態，軍政府為維持公共秩序、治理占領區，具有臨時管轄權，但不能取代或移轉占領區的主權，不得改變當地人民之國籍，亦不得要求當地人民向其效忠，過渡性統治直到和平條約締結為止。
但中國政府卻認為開羅宣言已承諾，戰後臺灣已是中國領土。中國當局刻意模糊軍事占領與主權轉移之差別，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陳儀在交付安藤利吉的第一號命令上載明，「依照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兼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接收臺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在廣播時又說是，「從今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
國府當局片面將臺灣人視為中國人，將戰後懲治漢奸政策在臺灣執行，造成臺灣社會人心惶惶。但是，國府當局對臺灣人國籍的主張並未被盟國所接受。此些問題，都成為臺灣民眾在身分認同上痛苦的來源。
一、「臺灣光復」與「漢奸」審判
國府官員抵臺後，積極宣傳「臺灣光復」、「三民主義」。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國慶日紀念大會上，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表示，「臺灣是分別五十一年的小兄弟，如今重歸祖國懷抱。」二十五日，行政長官陳儀在受降典禮後立即舉行第一次「臺灣光復紀念大會」，大會上致詞說：「九一八以來，蔣主席即有收復臺灣之決心，經十四年抗戰才得光復臺灣，我們要遵行蔣委員長之決心以建設新中國及新臺灣。」
十一月三日陳儀對臺灣民眾進行廣播，提出數項期許：臺灣同胞已從日本政府的奴隸變成中華民國的主人，要恪遵政府法令，做一個好國民，要瞭解並奉行三民主義，這是中華民國立國精神所在。十一月十二日孫文誕辰紀念週會上，更明白闡述：
中華民國是 國父一手創建出來的……今天臺胞紀念 國父誕辰，要知道收復臺灣，是 國父畢生的志願。
我希望在臺灣的每一個同胞都是 國父的孝子賢孫，臺灣每一塊土地，都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實驗室、育種場，把全中國很快地建設成富強康樂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族復興節，陳儀再度透過廣播，將主義、領袖、臺灣人的責任連結起來：
我們紀念民族復興節，首先應該認識 蔣主席與國家復興的關係……國父逝世之後， 主席繼承 國父遺志，領導國民革命，繼續完成革命建國大業。……國民革命的對象，在內則為禍國殃民的軍閥，在外則為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如果不是這次抗戰的勝利，決不會有臺灣的光復。
臺灣同胞尤其應該多多努力，因為過去的國民革命，這次的對日抗戰，臺灣同胞格於環境，都沒有參加機會……我們今天要感謝 主席，報答國家……須以行動來表示真誠……臺灣光復後的責任，矢忠矢誠……加緊工作，以完成三民主義的新臺灣與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的建設。
不僅行政長官陳儀長官耳提面命，來臺的黨、政、軍要員都不斷灌輸相同的論調。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與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臺灣新生報社、臺灣廣播電臺、中央通訊社臺灣分社、七十軍政治部並每月召開一次宣傳會報，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李友邦、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中華日報》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委員盧冠群、監察委員丘念台、臺灣省黨部委員張兆煥等黨政軍要員輪流到廣播電臺演講，並在《臺灣新生報》等官方報刊刊載，一再反覆提示「臺灣光復」、「感謝祖國」、「實行三民主義」。
總結官方論述，由三段論組成：1.祖國為解救臺灣，抗戰勝利，臺灣得以脫離日本殖民壓迫。2.臺灣已成為中華民國一員，應矢志效忠。3.應以三民主義立國精神，建設臺灣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以報答祖國解救之恩。透過這些論述，開始進行臺灣的中國化工程。
國府將戰後復員工作分為後方區、收復區與光復區，東北與臺灣屬於光復區。依據〈復原計畫綱要〉的規畫，收復區與光復區因戰時淪陷於敵偽統治，受奴化思想摧殘，戰後必須特別著重教育文化工作，去除奴化思想，表彰忠烈事蹟。
接著，中國政府不顧戰爭結束前臺灣人為日本國民的事實，將懲治漢奸政策在臺施行。一九四六年元月，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奉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令舉行全國漢奸總檢舉，以兩週間舉行全省漢奸總檢舉，希望「全省民眾盡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臺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將檢舉信逕寄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兩星期的檢舉期限過後，警備總部總共收到民眾檢舉漢奸案件三三五件。二月，警備總部拘捕臺灣漢奸嫌疑者四十一人，據說尚有包括林獻堂在內的百數十名預備逮捕名單，一時之間人心惶惶。
國府當局追究臺灣人的政治忠誠以漢奸罪名追訴，但盟軍總部清理戰爭罪行、將虐待戰俘的臺灣人以戰犯罪名起訴，兩者做法極為不同。一九四六年元月國民政府司法院作成院解字三○七八號解釋令，同意臺灣人原屬日本籍，不應以漢奸罪名追訴。十二月，國民政府司法院再次作成院解字三三一三號解釋令，主張臺灣人於中日戰爭期間的戰爭罪行，應受戰犯審判。亦即，國府當局接受了盟軍的主張。
但是，行政長官公署針對日治時期的協力者的追究行動，並未停止。一九四六年八月，長官公署頒布〈臺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規定「曾任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經查明屬實者」、「經檢舉查有漢奸嫌疑者」，停止公權人登記。此一規定引起臺灣社會極大震盪，媒體連篇大幅報導，傳聞被停止公權者，不得參加公民宣誓、不得登記為各種公職候選人、不得擔任各級公務員、律師等等，影響個人權利極為嚴重，報紙紛紛以「原子彈」、「大旋風」、「臺灣的公職追放令」稱之。同時，臺灣各縣市政府警察局著手進行皇民奉公會參與分子的調查工作，第一波有一九二名列入名單。警備總部認為名單不夠完整，繼續調查更基層的皇民奉公會成員，至二二八事件前，此項政治忠誠清算工作，仍在持續進行中。
戰後歡喜於回歸祖國、成為戰勝國民的臺灣民眾，卻因為漢奸懲治、政治忠誠清算，未蒙其利、先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