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文獻描述中國政治文化對臺灣的衝擊，著眼於外顯部分，例如：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第一批軍隊挑著扁擔、揹著雨傘，吊著鍋子、被褥，邋遢缺乏秩序，使列隊歡迎臺灣民眾大為吃驚。陳儀抵臺第一次廣播要求公務員「不偷懶、不撒謊、不揩油」，官員貪汙腐敗、軍隊紀律敗壞引起強烈不滿。但本章將聚焦在戰後移入臺灣社會全然陌生的統治型態：特務組織、派系政治，這些在中國行之有年的中國統治模式，將徹底改變戰後臺灣。
第一節：特務組織與戰後接收
戰後最早進入臺灣的是特務機關。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第一批國府人員隨著美方空軍地勤支援小組已抵達基隆，他們是軍統局張士德、黃昭明，與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張士德，原名張克敏，臺中大甲人，日治時期臺灣農民組合成員，早年到中國大陸，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加入軍統局，官拜上校，此刻以臺灣義勇隊副隊長的名義返臺人稱「張大佐」。黃昭明，福建廈門人，廈門集美師範學校畢業，因翁俊明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一九四三年三月以翁俊明為首的中國國民黨直屬臺灣黨部成立，他曾任黨部幹事、翁俊明之機要室主任、軍統局少校組長等職。
黃澄淵是福建龍溪人，菲律賓大學礦物工程科畢業，曾任福建省古田縣、仙遊縣縣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永安分團幹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執行委員、福州市政府籌備處處長等職。據美國戰略情報局所獲情報指出，黃澄淵來臺時的身分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校，此行是為了安排中國四大銀行在臺設置、空軍地勤、無線電作業等問題。張士德、黃昭明兩人是「戴笠的人馬，以中國政黨的身分在此招募黨工與地下工作人員」。接著，藍衣社要員陸續抵達，連謀中將來臺監控陳儀及其僚屬、王成章少將主掌政府補給、陳達元少將負責在臺情報部門的建立。
1. 籌組民主義青年團等團體歡迎國府
張士德與臺北市執業律師陳逸松接頭，兩人在「梅屋敷」（今國父史蹟紀念館）見面，他以閩南語告知陳逸松「國軍很快就要來了？為防止國軍到來之前日人可能有的破壞行為，要求陳逸松將青年組織起來以保護國家財產的安全，命陳逸松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擔任臺北分團籌備處幹事兼主任，並以臺北市榮盯菊元百貨公司（今博愛路、衡陽路口）五樓做為臨時辦公室。陳逸松自日治時期一九三五年起，將經營得鼎盛的律師事務所業務展到華南，在廈門漢中路租屋掛起「陳逸松法律事務所」招牌，是當時廈門唯一的臺灣人辯護士。
陳達元則於一九三九年起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漳州分團主任、青年團福建支團幹事，同時兼負軍統局福建閩南站情報之責。根據陳逸松晚年的說法，他與陳達元是福建漳浦宗親，戰前在漳浦召開宗親大會時就已「認親」，在輩分上陳達元為陳逸松的姪輩。透過族親的人脈關係，軍統局開始在臺灣進行搭橋布線的工作。當時中國處於「訓政時期」，施行「以黨領政」黨國體制。張士德向所接觸的臺灣人灌輸「黨外無黨、團外無團」的觀念，依國內的情況，加入組織必得非黨即團。臺灣民眾當時根本弄不清楚「三民主義青年團」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屬性與功能，也對國內的複雜政情一無所知。但基於種族的情戚與熱忱，青年團的籌組工作在全省各地受到熱烈的響應，很快地順利組成。
根據美國戰略情報局調查，戰後初期臺灣各地政治社會團體包括：人民協會、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學生聯盟、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等，其中青年團在各地區都有分支機構，組織最完整，規模最龐大。在OSS的報告中，針對高雄州、臺中州、新竹州轄下各地青年團分隊、領導人姓名、參與者姓名與人數都有詳盡的資料，至一九四五年底，光是高雄州青年團人數約二五OO人、臺中州二五八六人、新竹州三二八九人，就有八三七五人。如果再加上臺北州、臺南州的團員，人數顯然破萬，可見青年團在臺灣各地受到的熱烈歡迎程度。
該聯盟的指導者之中，進步分子很少，所以後來一個時期為反動派所乘，接受了『御用紳士』的領導，擁護蔣政權，反對進步思想、排斥進步學生，造成其後學生運動許多障礙，所指的可能就是學生聯盟與青年團的關係。另一方面，軍統局也吸收地方流氓從事戰後治安工作，美國戰略情報局已接獲的情報證實了此些活動。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OSS情報指出，藍衣社接觸臺灣黑社會，擔任此工作的主要人物是連謀，黃埔軍校畢業，曾從事軍事情報工作，是藍衣社的重要人士。連謀來臺灣，透過主要幕僚黃昭明滲入臺灣黑社會。連謀是福建惠安人，曾任軍統局廈門站站長。
一九四五年十月，連謀著手組織臺北市流氓、浪人，並呈文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建議成立「義勇糾察總隊」協助政府維持治安。文中並擬訂＜臺北市義勇糾察總隊組織辦法＞將全市共分成大龍峒、大橋頭、永樂市場、牛埔仔、松山、大安、艋舺等共二十三區，每區二十五人（隊長、副隊長、書記各一人、分隊長二人、隊員二十人），全數共五百餘人，聽命於隊長、副總隊長指揮。總部並設置總務、文書、交際、調查各組，每組正、副組長各一人，經費由劉明的振山實業公司捐助，各隊員原則上為義務性質。而義勇糾察總隊之總隊長為劉明、副總隊長則是黃昭明。臺北市義勇糾察總隊組織成後不久，連謀被派任為高雄市市長。
2. 青年團等團體的改組與解散
一九四五年十月，警備總部前進指揮所、第七十軍、第六十二軍陸續抵臺，臺灣民眾熱烈歡迎。十月二十四日，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自重慶飛抵臺北松山機場，歡迎國府的情形達到最高潮。翌日，臺灣區受降典禮在臺北市公會堂舉行。然而，就在軍隊占領臺灣、接收工作陸續完成後，協助接收有功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與義勇糾察隊，竟都面臨改組、解散的命運。原來，張士德與黃昭明籌組青年團臺灣區團並未獲得授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青年團臺灣區團籌備處書記余陽表示，三民主義青年團為中央組織訓練全國青年之唯一法定機構，隸屬國民政府，目前臺島各地青年團之組織似甚普遍，但未經本部核准，不符法令程序，且唯恐奸徒混入並假藉青年團名譽在外招搖，使純潔臺胞青年墜其團套，所以將整頓各地團務，取締擅自成立之組織。
長官公署當局卻也暗中製作名單，待接收混亂期一過，突然發動全臺軍憲警人員，將這些協助接收有功的臺灣人一網打盡。些人被以「與敵偽勾結」、「盜賣物資」、「擅行接收日產」、「強行霸占」等罪由逮捕，悄悄地被送往火燒島去做苦役，有的更擅自予以槍決，或幽禁團員，甚或有被祕密拋入海中的傳聞，「據說這次『失蹤』的臺灣人至夥，至今很多臺灣人談起來猶談虎色變，噤若寒蟬，對葛敬恩更恨之入骨」。臺北浪人方面，由於被捕者消息不明，「憤慨之餘，早存報復之念。」長官公署及軍政人員的詭譎多變，令臺人始料未及。而此種兔死狗烹的權謀詭計，連日本人都慨嘆：「此種中國警察當局的巧妙，實日本警察所不及！」
3. 軍統情報網之布署
保密局在臺建立了臺北、基陸、新竹、臺中、臺南、高雄、澎湖、臺東、花蓮等九個諜報組，並與中央政府在臺各情報機關密切聯繫，另方面也擬訂運用臺灣社會團體、地方民眾之蒐集情報工作計畫，廣泛展開布署。初期工作重點是「肅奸」，以日人潛伏「餘孽」、附敵「御用紳士」為主要對象，獎勵人民告發漢奸與戰犯；爾後轉向以「奸偏」為目標，開始著手監視與調查共產黨的活動，並匯集成＜每週情報〉，或編印專冊，供有關機關與部隊參考、防範。初期成果包括：取締辜振甫等御用紳士獨立運動案、取締臺灣人民協會、取締各地勞動同盟及獅陣同志會等社團。筆者依據中研院臺史所購得之保密局臺灣站檔案，將二三八事件前後保密局在臺灣的情報人員布署情形整理，檔案中可看出各地諜報組的布署情形、上下關係與大致所轄範圍，但各組織間有相當彈性與機動性，彙報對象與轄區範閻並非不可逾越。例如，保密局臺北主官，有時會直接指示各地通訊員續查情報，基層通訊員也會直接上呈情報，未必一定得經過地區諜報組組長。
4.特務機關與社會控制
從警備總部的指揮系統著眼，可以更清楚看到戰後臺灣社會控制工作的整體面貌。警備總部負有「防諜肅奸」任務，防諜對象為「一切敵性反動勢力之間諜活動」。肅奸，「先期以對日人潛伏餘孽、及附敵『御用紳士』為主，爾後即轉以奸偽為目標」。警備總部統籌指揮警總調查室、憲兵第四團、長官公署警務處擔任積極防諜勤務，並賦予各部隊及地方機關以地域性的防諜任務，協力對「敵性諜報組織（奸黨）予以嚴密偵查、監視破壞行動簡而言之，警備總部不只透過保密局布線滲透，並可指揮憲兵與警察，分工合作監控臺灣社會。
（一）「防諜」工作
一九四六年四月，中國共產黨派出蔡孝乾、張志忠等來臺發展組織。六月，又轉發京福衛戌總司令部電文給各警察局，謂中國共產黨直屬臺灣工作團團長章埱已於三月入臺、積極活動，其幹部大都打入行政長官公署擔任文教工作，對各類消息風吹草動莫不嚴密監控。同時，警務處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共產黨分子也格外留意。例如，臺中縣警察局即提出報告：查臺省在日治統治下豫審終結決定共產黨分子尚屬不少，自日本投降後，此輩分子又如雨後春筍組織各種名譽團體，如：「人民協會」、「民生會」等均是共產黨分子潛伏在內活動，雖經該團體曾令其改散，可是顯然散布各地祕密活動。
在臺OSS小組及臺北領事館提出報告，都認為共產黨在臺灣並不活躍，統治失敗主要責任在中國政府，臺灣人反對陳儀當局、卻仍支持中央政府，並未要求獨立。軍統情報則將臺灣統治的混亂現象都指向共產黨，並指控美方支持臺灣人的分離運動。因此，軍統建議在臺灣展開清除共黨的行動。面對這些指控，OSS上海分部認為，軍統其實是想要擴張戴笠之藍衣社在臺灣的勢力。
（二）「肅奸」工作
特務機關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肅奸」（漢奸）。一九四六年元月，警備總部貫徹國府懲治漢奸政策，展開「全省漢奸總檢舉」，要求「全省民眾盡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臺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並以書面逕寄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兩星期的檢舉期間過後，警備總部總共收到民眾檢舉漢奸案件三三五件。二月起，警備總部拘捕臺灣漢奸嫌疑者四十一人，包括辜振甫、林熊祥、許丙、簡朗山、陳昕等人，都被指為陰謀獨立而遭漢奸罪名逮捕，根據民間說法，還有包括林獻堂在內的百數十位士紳在逮捕名單上，所幸因司法院於同年十二月作成院解字三三一三號解釋。主張臺灣人不受「漢奸」罪名追訴，漢奸逮捕事件才告一段落。
但是，陳儀另起爐仕，又發布了＜臺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規定曾任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經查明屬實者、經檢舉查有漢奸嫌疑者，停止公權人登記。一九四六年八月起，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同時進行皇民奉公會參與分子的調查工作，一九四七年元月，調查結果為主要幹部計有一九二名。但是當局並不滿意，仍然要求各縣市警察局繼續追查皇民奉公會各地分支機構參與人員。
第二節 派系政治跨海移植
派系政治在中國有長遠的歷史，國民黨創黨以來，黨內派系爭權如影隨形從未間斷，尤其一九三O年代末期至一九四九年期間，派系鬥爭如火如荼、相互傾軋情形達最高峰。戰後國府進駐，派系政治文化在臺複製，各路人馬競相爭逐，視臺灣為戰利品，島嶼的政治生態隨之丕變。
一、派系政治在中國
（一）各大政治派系間的競爭
中統和軍統是國民黨內兩大特務組織，又分別與CC派及黃埔系關係密切。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時，便指示負責黨務工作的陳果夫等人成立「中央俱樂部」進行反對桂系的活動。中央俱樂部簡稱「CC」。一九二八年二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增設調查科，負責調查黨內各派系動態，即中統前身。一九三五年，調查科擴大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處，一九三八年再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中統組織儘管幾經演變，事實上一直是CC派的特務部門。
軍統前身是復興社，一般稱藍衣社，是一九三二年冬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前夕召集軍界人士及黃埔學生所成立的特務組織。一九三二年三月復興社正式成立，推蔣介石為社長，戴笠為復興社特務處處長、鄭介民為副處長。復興社成員主要來自黃捕軍校學生，稱蔣介石為校長，對他高度效忠，並以蔣的嫡系親兵自居。對黨務、教育工作、文化運動都極有興趣且積極介入，與陳立夫、陳果夫的CC派呈現緊張的競爭關係。
戰後初期，國民黨內各派系如CC派主控黨務與內政、黃埔系與軍統主宰軍事及特情、青年團掌握青年活動、政學系出任重要行政首長、孔宋集團活躍於財經金融範疇，各擁一片天，各派系並不斷擴張地盤，爭權鬥爭無時不在。戰爭勝利的重大戰利品之一臺灣，就成了各派系爭奪的俎上肉。
（二）陳儀治閩時期的僚屬與人脈
陳儀字公俠、公洽，號退素。一八八三年生於浙江紹興，一九O二年赴日本求學，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砲兵科、砲兵射擊學校第四期，又於一九一七年第二次留日，入日本陸軍大學，是中國留學陸大第一期學生，一九二O年返國。一九二四年江蘇與浙江軍閥為爭奪上海開啟戰端，地方人士擔心戰火殃及，陳儀等人歡迎福建孫傳芳入浙，被孫傳芳任命為浙江第一師師長。的第一師參謀長葛敬恩與陳儀是日本陸大同學，一九二六年陳儀任徐州總司令，國民政府北伐軍向武漢推進，在葛敬恩建議下，與北伐軍聯繫，倒戈接受「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之委任狀，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江北宣撫使，收拾孫傳芳殘部。陳儀出任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一九三三年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陳儀治閩的功過評價不一，但治閩期間，陳儀培養了一批僚屬幹部，成為後來治臺時的主政班底。
陳儀治閩時期最主要的幕僚有三人：
1. 李擇一，福州人，與陳儀一同留學日本多年，被視為「日本通」陳邀其回福州，聘為省府顧問，一九三五年陳儀赴臺參加日本領臺四十週年紀念會時，李擇一是重要隨員之一；戰後陳儀接掌臺政，李擇一被聘為長官公署顧問。
2. 沈銘訓（沈仲九），仲九是其號，漸江紹興人，是陳儀元配沈蕙的堂弟，早年曾留學日、德，後任教於上海勞動大學，是陳儀的重要智囊。沈仲九初任省府祕書，後為顧問，主持縣政人員訓練所，省內學校教育、文化事業及建設計畫，也多出於沈氏之手。沈仲九傾向無政府主義色彩，陳儀身邊的左派人物如：夏明鋼、胡允恭、程星齡等人，都由他所推薦，這些左派人士則被中統、軍統視為「共產黨人」。
3. 徐學禹，漸江紹興人，徐錫麟之胞姪，擔任建設廳長，與沈仲九有競爭關係。戰後，徐學禹出任招商局總經理，不克隨陳儀赴臺，但二二八事件期間陳儀與徐學禹之間有密切的電文往來，可以看出陳儀對徐氏的倚重。
二、戰後臺灣的派系政治
陳儀出掌臺政在重要職位安排上，以沈仲九與周一鶚為重要諮詢對象，沈仲九最具影響力，如專賣局長任維鈞、人事處長張國鍵、省訓團教育長韓蒲仙、法制委員會主任方學李、教育處長范壽康，都是沈氏推薦。大體而言，陳儀所屬意的長官公署重要職位人選，都是他在福建省的僚屬，而他重用國家主義派的青年黨人及左派人士的情形，也一如治閩時期。但國民黨內各派系也都企圖伸展勢力，以臺灣為爭奪目標，瞄準政府職位與日產接收，展開激烈競爭。
（一）CC派瓜分資源
一九四五年十月陳儀前來臺灣前夕，面謁蔣介石請訓，並上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處會首長名單，蔣氏對名單上的人事安排即予核可。然因陳儀事先未與掌管全國黨政高級人事任用的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主任陳果夫洽商，為其所忌。CC派陳果夫建議蔣介石任李翼中為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負責人，藉以監視陳儀及其官員，在甄選或升遷行政人員時，確保對國民黨黨綱及政策之執行。在此之前，CC派與陳儀已為另一人事案交過手，陳儀原本欲安排早年留日時期深交的許壽裳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但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此人是魯迅思想的宣傳者，不願任用，陳儀因此為許壽裳創設了臺灣省立編譯館，由許氏擔任館長兼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
李翼中對陳儀表面上恭敬，私下卻互別苗頭，縱容黨營報刊《重建日報》、《國是日報》等抨擊陳儀，在私下聚會的場合，更常以暗示的口吻說陳儀的壞話、數落他的不是。由於CC派人馬未能在職位爭奪中取得有利戰果，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成立之後，對陳儀發揮了製肘的作用。日產接收方面，CC派毫不客氣獅子大開口。省黨部以「黨費自給」為由，擬在臺創辦文化企業公司與漁業公司，要求經濟部長翁文灝、行政長官陳儀同意撥讓日人所留下之印刷廠、造紙廠、油墨廠、出版社、報社、影片廠、漁撈養殖製造工廠…等等，但索求未遂。於是透過國民黨中央黨部行文行政院，要求將臺灣所有接收自日產的公、私電影院都撥歸省黨部經營。陳儀起初堅持不允，但不勝壓力之下，只好同意。最後共有大世界、臺灣、新世界等全臺共十九家戲院、落入省黨部手中。
不僅如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以「接管臺灣文化宣傳事業」為由，接收臺北《臺灣日日新聞》、《臺灣新報》，《臺中新聞》，《臺南新報》，《高雄新報》，花蓮《東臺灣新報》等設備。原日治時期同盟社臺灣分社由中央通訊社接收，改組為臺灣分社；臺灣總督府映畫隊，由中央電影攝影場接收。改組為臺灣分場；臺北、臺中、臺南放送局，改組為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接收。改組為臺北、臺中、臺南廣播電臺。這些由省黨部接收的電影院、中央宣傳部接收的報紙、中央社、電影攝影場、廣播電臺，成為國民黨黨產的重要來源。
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被指在日產接收上牟取私利，前監察委員何漢文指「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以CC關係到臺不久，便在臺北市買到了最闊綽的住宅，家裡汽車、電氣冰箱、鋼琴都很齊全。據他說，他還替內地的許多朋友買了好幾棟房子」。陳儀僚屬在臺貪贓枉法，給予CC派劉文島可乘之機，雙方鬥法鬧得沸沸揚揚。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到九月十二日，中央清查團團長劉文島是CC派分子，他在考察臺灣期間住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家，並邀約CC派人士如蔣渭川、彭德、吳國信、林衡道等人密談。清查團接獲三八四件檢舉書函，劉文島憑此與陳儀鬥法。
（二）軍統、青年團等派系勢力
軍統在臺勢力集中在警備總部、憲兵第四團與軍隊方面，主要包括：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後勤司令部臺灣供應局長李進德等人，以及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軍統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及半山人士劉啟光等。
第三節 半山、臺灣人與政治派系
戰後中國政府接收臺灣，臺人的心情既複雜又矛盾，一面雖歡慶脫離異族殖民統治，一面也因戰時做為日本國民與中國為敵而感到不安。上層社會菁英感懷尤深，不知將會面臨何種處境。面對新情勢，臺灣菁英或主動、或被動投入競爭局勢，甚至成為派系運作的卒子而不自知。
一、半山集團
戰後隨陳儀來臺接收大批官員中，少部分為臺籍人士，大多是日本統治末期前往中國，部分人組成：臺灣革命同盟會、臺灣義勇隊、國民黨中央直屬臺灣黨部等團體，呼籲當局收復臺灣、發起臺灣設省運動….等等。一九四四年陳儀主持臺灣調查委員會為接收臺灣做準備，從國民政府各部門借調人員，或舉辦臺灣幹部訓練班，選拔出部分臺籍人士，戰後隨陳儀來臺參與接收工作，在長官公署或警備總部任職。
這些返臺的臺籍人士，因為有中國經驗、是半個「唐山人」，被同胞稱為「半山」。半山似乎可以做為長官公署與臺灣民眾間橋梁，增進官民溝通，協助施政。但實際上半山人士與臺灣本土菁英，卻存在競爭關係，爭奪權位、聚斂財物，反成臺灣社會批評、不滿的對象。如：黃朝琴（政學系）、游彌堅（孔宋系）、林頂立、劉啟光（軍統人馬）。謝東閔、彭德、連震東、謝掙強、張邦傑（CC派）。
並組成標榜祖國經驗與三民主義的政治集團：【臺灣憲政協進會】：黃朝琴、游彌堅、劉毆光、李萬居、黃國書、蘇紹文、丘念臺、林忠等人，推動「臺灣新生、祖國化運動」，與臺灣本土人士蔣渭川所組【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對立。又成立【臺灣文化協進會】，揭櫫「肅清日寇遺毒，建設臺灣新文化」訴求。黃朝琴、游彌堅、劉啟光、連震東等人全島巡迴演講，批評臺人受奴化教育汙染。部分臺人在《臺灣新生報》日文版上強力反駁，這場論戰一直持續到二二八事件前夕。半山人士拉幫結派、自成集團，一面搶占日產、擴展資源，一面則相互結合、鞏固共同利益，引起臺灣社會極大反感，「半山」一詞也逐漸成為負面意涵。
調查局內部資料認為半山人士離間政府與人民感情；游彌堅等布置打擊日據之「御用紳士」，許丙、辜振甫因此相繼入獄，林獻堂等則屏息無聲，蔣渭川亦遭排斥。另組織「臺灣憲政協進會」、「臺灣文化協進會」等團體，張揚聲勢撥弄政府與民眾之間。一面向政府進言「臺民奴化」，使政府不信任臺胞，阻滯其他臺人實際參政機會；一面向臺胞宣傳「阿山」（按：指外省人）腐敗，使臺胞對政府由不良印象而至離心反感，強調「臺人治臺」及大臺灣主義，因而逐漸釀成二二八事變之慘劇。調查局此說法雖不無過度簡化與推卸責任的嫌疑，但也點出半山集團在戰後初期，臺灣政治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臺灣人的動向
戰後初期臺灣社會充滿政治參與熱情，政治結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地主士紳階層團體：1. 政治研究會（會長林獻堂，成員：羅萬偉、杜聰明、陳逸松、洪火鍊、黃純青、劉明朝）。2. 臺灣政治經濟研究會，成員：陳逸松、顏永賢、王白淵、胡錦榮、陳昕、陳逢源、王井泉、蘇新…，並發行《政經報》。3.臺灣建設協進會：林獻堂為會長，林熊徵為副會長，協力建設三民主義新臺灣等等。4.臺灣人民協會：團結各階層人民爭取民主政權實現，成員：謝雪紅、楊克煌、王天強、張道福、黃江連、杜散塗…等人。5. 簡吉等人組織農民協會，成員多是日治時期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的舊幹部，隨後在各地發展支部，會員達一萬人以上，後改組為臺灣省農會組織。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下令所有人民團體自即日起停止所有活動，需重新調查登記，必要時得解散或改組。人民團體應切實協助政府推行政令，以建設三民主義之新臺灣，不得有妨害國家民族之行為；人民團體應造冊，向主管官署省民政處立案，並受其指揮監督。一九四六年元月十八日，長官公署公布人民團體整頓結果，臺灣省政治經濟研究會等十幾個團體仍在審核、備案、調查、登記中。另有臺灣人民協會、臺灣省農會、臺灣學生聯盟等八個團體不准組織、或予解散，蓬勃結社活動受到無情打壓。
長官公署不信任臺灣菁英，以臺灣人民不能寫中文、不會講國語、不諳公文流程、未有經驗政治人才等理由，全面地壟斷了政府機關中上級職位。一九四六年初，行政長官公署一級單位十八位正副首長，僅一人是臺籍；公署直屬各機關十六位主管，只有兩位臺籍；全臺十七位縣市首長，只有臺北市長黃朝琴、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三人是臺籍。且上述六位除王耀東外，其他五人是自重慶返臺的半山人士。另，全臺公務人員四萬四四五一人中，本省公務人員雖達六三﹒五二%，但絕大多數是基層人員、聘僱人員。反之，外省人在中、高級文官中分別占了七二﹒六八%與九二﹒九九%。
一九四六年春，「漢奸速捕事件」，造成臺人恐慌。民間傳言，有林獻堂在內的百數十位臺人，被列入預備逮捕名單，幸得監察委員、省黨部委員丘念臺向長官公署、中央政府奔走疏通，主張不應以漢奸罪名追究臺灣人，事件總算落幕。
一九四六年二月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規定「曾任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經查明屬實者」、「經檢舉查有漢奸嫌疑者」須停止公權，並著手進行參與皇民奉公會之調查，此舉無異是剝奪了日治時期曾擔任皇民奉公會職務之臺籍人士戰後參選公職的資格，更使臺灣士紳聽到恐慌，加深政府與民間的隔閩。以上現象，使官民關係更加緊張。本省籍人士既不受長官公署青睞、又遭半山新貴排擠，心境可想而知。
三、戰後臺灣政治生態的形成
「黨外無黨、團外無團」三民主義年團與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成為臺灣菁英政治參與的主要管道。一九四六年，青年團各地分團發展蓬勃。青年團臺灣區團部幹部組成：以醫師、律師、各級公職人員等社會菁英為主，網羅日治時期以來活躍社會運動分子，尤其農民組合、新文協、臺灣共產黨等左翼人士。如：張士德：農民組合，陳逸松：日本東大左翼團體「新人會」一員，洪石柱：接手臺北分團，是新文協中央常務委員，李友邦：臺灣區團部主委，曾被國民黨視為左派入獄。青年團大都具社會主義思想，幾成左翼人士大本營，也成為二二八事件後被當局大力鏟除主因。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央直屬臺灣黨部改為臺灣省黨部，李翼中為主任委員，張兆煥為書記長，委員十一名。十月底書記長張兆煥率新舊黨員五十餘人自福州啟程，十一月二日抵達臺灣。隨後在各地發展組織。參加國民黨臺灣人，多屬於保守人士。省黨部幹部絕大多數為廣東人、福建人，絕大部分為客家人，可能與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本身是客家人有闕，臺籍人士僅占極少數。蔡培火批判指責：臺灣省黨部實際指導人員，只有百分之幾為臺省的人，對現實事情處處隔膜，檢討臺灣省黨務工作，首從人事著手。
儘管如此，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積極扶持民間團體，在省黨部指導下籌設臺灣民眾同盟。一九四六年一月舉行「臺灣民眾協會」成立大會，會員眾多約數萬人，多為日治時期臺灣民眾黨分子甚活躍，引起長官公署注意欲將之解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命省黨部委員林紫貴、徐白光與蔣渭川商議，改組為「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並將張邦傑驅逐出境。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成立後與長官公署關係緊張，認為惟有以報紙攻擊，開演講會攻擊缺陷，痛罵貪官汙吏的舞弊橫行，以期大加改革。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蔣涓川因以臺北市商會理事長身分發表演說，抨擊民政處大小官吏貪汙，被長官公署向法院提出告訴。後來寫悔過書認錯了事。戰後國民黨政府統治模式進入臺灣。特務機關保密局最早進入臺灣，在各地建立調查站、密布眼線，並配合警備總部、警務處、各地警察局進行社會控制。將共產黨、親日派視為「國家」敵人，並早在二二八前已建立黑名單進行監視。國民黨各派系進入臺灣，爭奪資源，發展勢力，臺灣政治生態變化，朝野對抗態勢形成。統治集團以長官公署為主，由陳儀治閩班底、軍統、孔宋系統、半山人士組成。
陳儀班底主宰政治，軍統掌軍警，孔宋系統主財經，半山人士則具樣板作用。CC派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未取得有力職位，乃積極發展組織，結合民間力量，擴大勢力範圍。CC派爭奪日產吸收黨員，扶植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三民主義青年團最早進入臺灣，成員多為日治時期左翼抗日人士，在各地設立分支。兩大派系形同在野勢力，吸收在地力量，牽制統治當局。面對戰後政治局面快速變化，臺灣菁英或源自種族情感，基於利益算計，主動或被動地，加入軍統（保密局）、CC派（臺灣省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等組織，不知不覺進入派系，捲入鬥爭。派系政治爭權奪利，形塑出高度緊張、衝突性質的政治環境，一旦危機事件爆發，不易彌平。甚至，派系人馬趁勢大扯後腿、燭風點火、打擊對手，無疑是二二八事件擴大蔓延、株連眾多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