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巿裡的溫度逐漸飆升，政治裡的激昂也來到高潮。以前最愛參與選舉造勢現場的父親，後來有次被人群推倒而聽力受損，即便因此減少到現場去，還是每天看遍政論節目。這次，橋頭出生的他倒是錯過了高雄歷史上極為特殊的事件。他曾說，余登發當初是唯一的黨外縣長，而我祖父偶爾會陪他去中興新村開會。雖然後來跟余登發家族因故不再往來，但這不減損他對自己出身民主聖地的驕傲與情懷。
我還記得去年回家的時候，電視新聞播放著同婚過關的消息。本打著腹稿揪緊神經準備要進行溝通工程，沒想到他反而自己吐出一句，「這到底有什麼好吵的，人家過人家的，我們過我們的就好了啊。」一時間我錯愕了一下，趕忙借坡下驢說對啊這又不影響我們什麼，人家歡喜就好。他點點頭，覺得這事根本沒討論的必要。
那是其中一個，我覺得自己不夠了解他的時刻。以為他古板、傳統、守舊，這也許有部份是對的，但也有部份是錯的。然而，在父與子的關係中，我們並沒有太多機會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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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父子關係一直是非常令人糾結的事。從小對我近乎苛求的嚴厲，一方面是讓我看起來早熟而進退有度，另一方面也負載龐大的壓力和情緒。而我要到很大了以後才能夠理解，這是他表達父愛的方式，而且，理解並不等於和解。
我還記得有一次哭著問他，為什麼不管我得了什麼獎或考得多好，都不曾誇獎我？非常罕見地，他竟也流淚說，他會是全世界最後一個誇獎我的人。因為我做得好的時候，誇獎的人多的是、不用錦上添花，但他必須逆風提醒我不能自滿而得意忘形。也就是說，他對孩子的要求，其實來自他對「父親」這個角色的自我要求：要把孩子武裝好，才能面對殘酷的世界。
這幾年，家裡有一些衝突和變故。也因此，我們有了幾次或激烈或平和的對話。最後甚至有過幾次交心的時刻，雖然很短暫，卻彷彿長夜裡的流星一樣璀璨。
他在三十歲的時候成為父親，我也在三十歲的時候成為父親。就這點而言，我們並沒有那麼不同。因為我們都要處理與父母的關係，與伴侶和孩子的關係，還有如何守護家人在這巨大的世界裡過著平凡的小日子。我逐漸理解，他的生命經驗所造成的限制。他無法超越他的時代、無法成為我這個時代的好父親，並不是他的過錯。
從小困苦的生活造成不安全感，想要出人頭地，而且不想要孩子跟他一樣受苦。而在那個年代裡，好父親的形象就必須是頑強的、嚴肅的、果斷的、有紀律的、潔身自愛的、被仰望的，而他只是順應著自己的特質，努力扮演那樣的角色。那怕偶爾洩露出開明的、細膩的、具文采的、想被關愛的心思，也必須被壓抑在這個使命之下。在那樣封閉而等待起飛的時代，在有限的典範和選擇之下，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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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處在不同的時代裡，具備與他不同的特質，所以選擇了與他不同的教養方式，近年還轉換為一般人比較無法理解的職業生涯。那沒有對錯，而是在他為我們打造的經濟基礎，還有他所展示的父親形象之上，我有著更大的空間和動力，可以選擇如何扮演父親、扮演什麼樣的父親。
有些部份相同、有些大致相同，有些完全不同，都不是無由而生，而是在他的影響之下所做的回應。從這個觀點來看，無論相同或不同，每個部份都有他的祝福，也都是因果。
小時候，週三晚上，我們偶爾會去家裡附近的夜巿。夜巿裡有時遇到在地上爬行乞討的人，他一邊跟我們說，這背後可能有集團操縱著乞討的人，但平時節儉的他，卻也一邊掏口袋裡的零錢放到那人的盆子裡。我覺得奇怪，既然是騙人的，為什麼還要給？他說，我就是毋甘（不忍心）。
後來，不管在任何地方遇到需要的人，我總會掏出身上的零錢給孩子，告訴他們靜靜地、顧及別人自尊地給予幫助。這所代表的是，試著看見別人的困境，先伸出援手，不要急著下判斷。同時，這也多少影響著我近年參與公益事務的本心。因為毋甘，所以疼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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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當然不是完人，這數十年來，家庭關係裡有各種糾結磨難，多半是圍繞著他。但隨著我成家，原生家庭的動力改變了，衝突也有了比較不同的結果，對話也開始變得平等，這對他或對我來說，或許也是種無聲的和解。
在醫院的那陣子，他不舒服地要我幫他移動身體。那是我第一次那麼親密地抱他、輕拍他的胸膛安撫。在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他在家庭關係裡的表現，很大部份應該是因為，他也是高情感需求的孩子。那個在鄉下和母親相依為命、務農看天吃飯，為了爭氣必須年輕就獨立到工地監工面對牛鬼蛇神，還有開始賺錢母親卻早年過逝，那個無法也不被允許被關愛的孩子。
他離開 49 天了，離開過程沒有太大痛苦，回到他的故鄉橋頭。我們經歷一些混亂，還有各種儀式感穿梭陰陽，還在找生活的新節奏。
而這個後來成為父親的孩子，從不輕看他的責任。那怕我們是在變動時代裡，如此渺小的島嶼上、如同孤島一般的小家庭。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守護他認為對的事、對的價值。
原文出處 Meng-Hsun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