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絕大多數關於美國金權的書籍都集中於華爾街與華盛頓特區之間的關聯，但是對於以寇式兄弟為首的幾大財團的勢力較少著墨，幾乎完全隱形，如果不是Jane Mayer 鍥而不捨的努力，這些美國極右財團操縱美國政治的作品，很容易淪為三流陰謀論的著作，這也是為何《紐約時報》在評論年度十大好書時，認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很難有超越《美國金權》作品出現的原因。
每個人都知道政商關係的存在，卻很少人能一窺全貌，報章雜誌與街頭巷議從來不缺政商關係的談資，卻難以捕捉其證據。學者們利用政治人物的健康資訊與相關企業股價的不正常波動，來找尋政商關係的系統化證據。當美國參議員亨利‧傑克遜（Henry Jackson）意外死亡時，學者發現與其有關的企業股價下跌，而與繼任者山姆•努（Sam Nunn）有關企業的股價上升，由於沒人能夠預見傑克遜的死亡，所以這為美國政商關係提供有力的證據；不過其中相關企業股價的變動雖然在統計上是顯著的，但是數額卻不高，特別是與某些制度較不健全的國家相比尤其如此。印尼總統蘇哈托（Hajji Suharto）於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間多次傳出健康惡化的消息，每次當消息揭露時，與蘇哈托有關係的企業集團股價，平均要比沒有關係的集團股價超跌二三%，這些有關係的二十五個企業集團總營業額達六○○億美元，約等於當年印尼GDP的三○%，足見政商關係影響之大。
這些研究雖然為政商關係提供了系統化的證據，但是卻缺乏足夠的細節，令人們了解企業與政治的互動過程。傳統上對於政商關係最簡單的理解，莫過於簡單粗暴的商人賄賂政客以獲取特權，賄賂當然是一個全球性普遍的問題，如同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定期發佈的報告所顯示的，但是這種普遍性的認知也產生一些問題。例如即使在民主國家，人們也容易輕信以清廉為標榜的政治人物，而忽略整體體系的公平效率，或是認為所有的問題皆因制度不健全而產生，一旦建立了健全的制度，政商關係的負面效應可以獲得控制，國家得以享有政商關係所帶來的利益，如溝通順暢建立共識、協調集體行動等等。
這種認知所帶來的問題之一是，比賄賂更困難的問題容易在建立清廉政治的制度下而被忽略，也就是在一個制度相對健全的國家，商人如何以合法的手段，透過金錢來影響政治。要理解這個問題，非透過詳細而扎實的功力，以卓越的識見對個案的大量描寫與分析不可，這樣的作品當然不多，幸運的是，珍・梅爾（Jane Mayer）的《美國金權》（Dark Money）正是這樣一部足以刻畫出合法政商關係細節的作品，在理解當代美國企業與政治的關聯上，特別是寇氏兄弟如何從沒沒無聞的商人到成為美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的企業家，《美國金權》是絕對不可錯過的大作。
「太左了」
如同閱讀任何書籍一樣，即使像是《美國金權》一樣如此精彩的作品，仍然有些背景知識的需求。這些需求至少包括以下三個困難：名詞意義的變遷、事件脈絡的補充與理論知識的完備，三者都能夠幫助讀者更精確掌握書中的意旨與衍生的意義，為了避免剝奪讀者閱讀文本的樂趣，我將儘量減少覆述原書已有的內容，而著重在以上三點的補充。
閱讀書籍的第一個困難在於同樣的名詞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涵意。在亞當・斯密寫作《國富論》的年代，除了像東印度公司那樣具有準國家性質的龐然大物外，英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很小。如同企業史學者錢德勒（Alfred Chandler）所觀察的，在一八四○年之前，美國的大企業很少，多數美國企業不過是一名企業主外加一、兩位助手，商人對於政治的影響力不會比其他團體更高；一八四○年之後，由於運輸、通訊與能源革命，大企業興起，將原先許多屬於市場的活動內部化，商人的影響力才隨著企業規模擴大而與日俱增，而市場的活動也隨著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機會而日趨複雜。換句話說，當代人對於企業與市場的理解，與亞當・斯密的時代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不過隨著資本主義的進展，各種對企業與市場的思想也逐漸透過報紙、雜誌、教科書、大學講堂與網路擴散與演化，其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不必要的混淆，但是了解企業與市場的分別對於理解本書十分重要。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雖然同在資本主義的標籤下，但是亞當・斯密是親市場（pro-market），而寇氏兄弟是親企業（pro-business），兩者有本質上的區別。諾貝爾獎得主寇斯（Ronald Coase）將市場與企業視為兩種彼此替代的制度，同樣是決定資源如何分配，但是市場以價格機能協調，企業則以公司內部的命令決定。儘管歌頌市場的功能，但是斯密對於大企業則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認為同業的大企業家聚會通常是為了共謀提高價格，以從大眾的口袋中不正當獲利。一個產業中若是大企業的勢力過大，可能會妨礙市場力量的運作。正因為大企業的利益與大眾未必一致，所以對於大企業所提倡的法律或是管制，都應該小心檢視，而不該全盤照收。
寇氏兄弟的親企業立場則認為國家的發展來自企業的投資，與斯密相反，他們認為政府的運作由於受到選票的制約，所以政府的法律與管制經常為了討好選民的短期利益，而犧牲企業帶給國家的長期利益，因此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非問題的解答，只有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縮減到最小，企業才能夠發揮最大的力量，唯有除去政府的干預，人民的財富與自由才能獲得最大的發展。
其次，由於本書涉及大量寇氏兄弟如何以商業力量影響政治領域的細節，因此對於美國政商關係歷史的簡單回顧，或有助於掌握全書發生的脈絡。
早在一八三五年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民主在美國》（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中便注意到，美國人在科學重實踐而輕理論的實用主義傾向，並解釋何以工商業在美國興盛的原因。相較歐洲的君主國家，統治者同時也是富人，而「在民主國家，金錢並不能導致有錢人掌權，甚至往往使他們遠離政界」，政商分離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特點。商業一直是美國社會的核心，如同一九二三年美國總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強調，「美國的事業就是生意。」（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 ），他也大抵上遵循自由市場的理念，採取對企業友好的政策。
美國向來對於歐洲的王權與貴族社會懷有敵意，以共和、平等與實用主義的精神追求財富，政治與商業也大致上分處不同領域，一九一一年美國國會立法禁止企業組織給予政黨與候選人政治獻金，並要求所有的政治獻金以及支出都必須揭露，從而限制了企業以金錢影響政治的勢力，後來這項禁令進一步延伸到企業的同業公會組織，當時商業團體對於政治的影響力不見得比宗教團體更高。
但是這種情形在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發生變化，當時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採取財政政策以對抗經濟蕭條，進行了一連串的社會與經濟改革，他的「新政」創立了當時美國最大的國有企業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VA），並構建了社會安全體系，通過華格納法案（Wagner Act），使得工會人數大為上升，增加工人與大企業的談判力量。新政還包括一連串影響深遠的金融改革，例如建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和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在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業務之間設立防火牆等等，為日後金融市場的發展奠立基礎。新政使得美國快速「向左轉」，國家大舉介入與管制經濟生活，在經濟蕭條、政府管制與工會興起的多重壓力下，美國的商人開始感到不安，於是組織起來介入政治，透過全國製造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和商會（the Chamber of Commerce）聯合反對新政。和羅斯福一樣來自民主黨，以反對禁酒令與建造紐約帝國大廈聞名的紐約州長艾爾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強烈批判新政違反商業利益與自由精神，甚至將羅斯福與馬克思、列寧並列，和美國富商聯合成立美國自由聯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雖然法律對企業政治獻金的限制依舊存在，但是富商以個人身份為美國自由聯盟提供資金，由史密斯領導參與選舉，共同反對新政。
不過所有這些攻擊都難以撼動新政在美國人民心目中廣受歡迎的地位，美國自由聯盟也在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三六年的選舉中挫敗後，於一九四○年解散。美國商人因此對新政轉為採取比較中立的立場，試著與當時的工會和平相處，例如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與史隆（Alfred Sloan）都分別描述了當時最著名的通用汽車公司（GM）的勞動與人事政策，都必須由專業經理人與工會協商後才能施行。
自由派主導的美國政治在一九六○年代末期開始發生變化，首先是盛行學生運動與民權運動等新社會運動，在美國有燎原之勢，不少企業菁英感到孤立；七○年代隨之而來的石油危機與停滯性通貨膨脹，令不安的企業菁英開始尋求與保守派結盟，藉由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新成立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等保守非營利組織對抗自由派。
一九七四年水門事件後，美國國會通過的聯邦選舉法（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of 1974）詳細規範政治獻金的額度與揭露要件，以及競選金額的上限，並允許企業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在財務分離且公開透明的原則下對政黨或個別競選人提供政治獻金，企業因此得以正式以組織方式透過政治獻金影響政治。而且聯邦選舉委員會為了強化地方選舉的政黨角色，在一九七八年與一九七九年允許個人與團體對政黨無限度捐款，以用來支持非聯邦層次的選舉（如州長），企業得以透過這種被稱為軟錢（soft money）的方式大幅增加對地方選舉的影響力，直到二○○二年的聯邦選舉法修正案，才對軟錢的上限加以限制。
「思想武器」的「供應商」
一九七○年代的寇氏兄弟開始介入政治時，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得以夠透過金錢影響政治發展。不過美國保守派的富商始終沒有放棄對企業政治獻金限制的遊說，例如創辦安麗的狄維士家族，多年來一直尋求解除這個限制。直到二○一○年最高法院在歷史性的聯合公民訴訟案中，以言論自由為名，推翻了企業政治獻金的上限規定，企業富豪得以長驅直入介入各種選舉，寇氏兄弟也因此展開了其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僅僅二○一○年一場募款活動，就結合理念相同的富商募得九億美元，幾乎可與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競選團隊三足鼎立。儘管聯合公民案廣受民主黨與學界的批評，但是在川普於今年（二○一八）提名保守派的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甘迺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七月底退休留下的空缺後，在可預見的未來，聯合公民案翻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再者，企業要介入政治，不僅需要金錢，還需要思想武器，當時芝加哥學派所倡導的經濟思想，正好企業菁英等保守力量，提供了學術上的彈藥。芝加哥學派以佛利曼（Milton Friedman）為首，集結了一群在智力上卓越出眾的學者，從理論與實證上挑戰凱因斯主義，並提出替代的思想。同樣畢業自芝加哥大學的布坎南（James Buchanan）則創立了公共選擇理論，聚焦於政府財政平衡與個人自由，為保守派提供思想基礎。企業菁英與保守派聯盟將焦點放在工會、減稅與解除政府管制，對自由派發起攻擊，寇氏兄弟便是在此時加入，逐漸成為保守派的重要支柱。
要真正了解寇氏兄弟，就不可不提及他們思想上最重要的四位導師：佛利曼、布坎南、海耶克與到柏蘭尼（Michael Polanyi），珍・梅爾在本書中對此的介紹較少，因此以下我將簡介這些人如何形塑寇氏兄弟的思想，以及寇氏兄弟如何選擇性地使用這些思想。
寇氏兄弟最早接觸到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及其弟子海耶克。奧地利學派主張從人類行為發展出經濟理論，海耶克一生都與社會主義以及凱因斯主義奮戰，他強調保障私人財產、個人自由與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反對政府管制，認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適應無時不在變動的環境，自由市場正是最具適應性的自發性產物，因為市場體系乃是一種發現的過程，企業家促進新產品的發現與創新，價格制度將資訊傳遞給市場的參與者，使得每個人能夠各自以最經濟有效的方式決策，從而利用分散於社會的知識，彼此協調與改正錯誤，自發地達成最具適應性的秩序。
寇氏兄弟依據海耶克的思想，為寇氏工業設計了一套市場基礎管理系統（Market-based Management），希望能夠在企業內部引入市場運作的概念，透過內部市場的方式來決定公司的資源分配，例如引入財產權的概念以結合公司內部的決策權。
儘管寇氏兄弟宣稱受到海耶克的啟發最深，但事實上他們對海耶克的思想乃是選擇性地接受，海耶克雖然宣揚自由市場，但是嚴格說來，他主張的政府規模要比那些如史賓塞（Herbert Spencer）以降主張自由放任哲學家所倡導的最微小政府來得更積極一些，例如海耶克支持政府維持窮人的最低生活標準、職業安全管制，甚至對於大企業的管制以避免壟斷，促進市場的競爭性等。不過寇氏兄弟雖然奉海耶克為圭臬，卻僅強調海耶克的反對政府管制，而刻意忽略避免大企業壟斷的論述，也就是選擇性地採取親市場的論述，而全力擁抱親企業的政策。
再者，寇氏兄弟引以為傲的市場基礎管理系統，是否如其宣稱引用海耶克的思想，將市場引入企業之內，也顯得頗為可疑。事實上自從寇斯的提倡後，過去四十年大行其道的組織經濟學，大抵上可以理解為在解釋組織與市場的界限，例如海耶克的價格機制在適應組織外部環境的變動上具有優勢，而巴納德（Chester Barnard）的組織理論則在適應組織內部合作的變動上具有優勢，因此將市場引入企業之內將不可避免地面臨某些限制，不太可能如寇氏兄弟所宣稱完全以海耶克的觀點建立組織內部的市場，而必然牽涉到某種混合機制，這可以從寇式工業的員工訓練手冊「模型選集」（Models Collection）強調建立互信等組織文化看出端倪，不過因為寇氏工業並非上市公司，不必對外揭露公司內部的資訊，所以外界對其運作的了解始終有限。
其次是佛利曼，七○年代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危機後，由佛利曼領導的芝加哥學派對凱因斯主義發起了激烈的挑戰，逐漸以自由放任取代政府干預，成為學界的主流，終於在八○年代由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開啟的新自由主義風潮，掀起美國「向右轉」之風。但是對於激進的寇氏兄弟而言，雷根仍然「太左了」，距離他們最微小政府的理想仍然遙不可及，大衛在一九八○年以美國自由黨的身份參選副總統，不過僅獲得1%的選票，自此他們放棄自己從政，改以政治獻金與基金會的方式介入美國政治。
再來是與寇氏兄弟有私誼的布坎南，雖然布坎南因為公共選擇理論而獲得一九八六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學界以外的人對他的理解有限，不過他恐怕是在公共政策上，影響寇氏兄弟思想最深的人。
布坎南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佛利曼剛剛開始在芝加哥任教，兩人都深受芝加哥學派精神導師奈特（Frank Knight）的影響，並在學術與政策實務以不同的方式，攜手改造了學界流行的思潮。例如在195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學校教育委員會種族隔離政策違法，民權運動如星火燎原，保守派亟需發展出自己的論述，以對抗自由派的思想。布坎南與同事納特（Warren Nutter）合寫了一篇並未正式發表卻影響深遠的文章〈一般教育的經濟學〉，主張強迫種族隔離與強迫種族整合同樣傷害個人選擇的自由，政府在財務上有義務支持學校，但是消除種族隔離教育的關鍵在於將政府經營管理的公立學校改為私人經營，因為公營學校通常在社區內壟斷教育服務，去除壟斷會出現各種類型的學校彼此競爭，既可以達成效率又可以促進多樣化。布坎南巧妙地以個人選擇自由為由，將去除種族隔離與教育管理私有化結合起來，成為保守派對抗民權運動的思想基礎，並獲得佛利曼的讚揚，也在日後影響柯氏兄弟的教育理念。
柯氏兄弟的教育理想型是柏蘭尼所寫的〈科學共和國〉，在一次訪談中，查爾斯提及科學共和國至少二十三次。在該文中，柏蘭尼以拼圖為喻，說明何以分散自由競爭的知識體系，會比中央集權的知識體系，更有利於創新。他以亞當・斯密的市場類比科學研究的分散體系，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市場是以價格為訊號指引資源配置，科學則以各學門的專業標準為準，可以達成彼此獨立卻又相互協調的效果。每一個學門都與鄰近的學門有所交集，可以有較佳的專業判斷品質，因此無需中央集權的介入引導反而更有助於科學共和國的知識創新。
在知識共和國的譬喻下，寇氏兄弟捐款給超過二百五十所美國大學院校與科系，他們並不特別偏好常春藤名校，而喜歡研究市場如何運作的學院或科系，這些機構通常強調個人自由與貶抑政府介入，也為其主張減稅、自由化、解除管制與反對氣候變遷提供理論基礎。尤其是布坎南所在的喬治梅森大學以及其莫卡斯特中心，在寇氏兄弟的長期捐贈下，不僅獲得了像是「自由意志派的麥加」的稱號，《華爾街日報》更直接宣稱喬治梅森大學猶如「學術保守派的五角大廈」。
反對寇氏兄弟的人認為他們以金錢干預學術自主與言論自由，威脅大學思想的多元化，但是查爾斯辯稱正好相反，他說那些反對者所發起的「我的學校不要寇氏」運動（UnKoch My Campus）才是意圖排除大學內對自由市場的研究，他們並不介意各種思想彼此競爭，因為他堅信只有意見市場的自由競爭才是找到真理的最佳途徑。不過「我的學校不要寇氏」運動蒐集了廣泛的案例，說明他們如何干涉學術自由與教學自由，以為其支持的政策（如反對氣候變遷、解除管制、減稅）背書。
寇氏兄弟將柏蘭尼在〈科學共和國〉的立場，狹隘地解釋為僅反對政府所主導的科學研究，但是如果仔細閱讀柏蘭尼的意旨，重點應該是在反對中央集權指導科學研究，因此在更一般的意義上，無論是政府主導或是大財團主導，恐怕都與柏蘭尼的科學社群不盡相符，分權與中央集權的界線並非寇氏兄弟所指涉的民間或政府，而是科學社群內自主、獨立卻又相互協調的模式與學術社群外統一主導與規劃模式的分別。
布坎南不僅影響了寇式兄弟的教育理念，更重要的是為小政府理念提供理論基礎，將政府的財政紀律、縮小政府規模、解除管制、減稅與民主政治下自私官僚的困境結合，成為保守派近年來最重要的政策訴求之一，我在以下首先說明凱因斯學派如何改變古典財政理論的思潮，然後解釋布坎南如何挑戰凱因斯主義，成為寇氏兄弟與保守派奉行不渝的政策主張。
古典的財政理論認為政府的收支與個人或家庭類似，節儉是一種美德，政府的收支應該大致維持平衡，政府借貸通常發生在急迫的情況下（如天然災害），並且必須擬定償還計畫，否則政治人物容易因為公債將由社會整體或是未來選民償還，因此不夠謹慎而過度借貸造成政府赤字。
凱因斯理論顛覆了這種說法，認為將國家比擬為個體是一種錯誤，節儉對個體有利，但是對國家整體反而有害，尤其是當經濟衰退時，資源閒置而總需求不足，大量儲蓄反而更減少需求，令經濟衰退更為惡化，這時政府應該採行赤字預算來增加總需求，進而促進經濟成長。
布坎南認為，凱因斯將政府赤字由融資手段變為經濟目標，導致以赤字預算施行財政政策本身就成為目的，在凱因斯主義的影響下，政府的職能不再只是促進市場的良好運作，而是增加產出與降低失業率，一九四六年美國通過的《充分就業法》反映了這樣的趨勢，政府的赤字預算與擴大規模不過是達成政府新職能的必要做法，而發行公債與增稅也就順理成章用來支持政府的赤字（凱因斯較少提及發行貨幣）。
布坎南主張凱因斯的論點建基於大蕭條時存在閒置資源，而且經濟體系本身存在僵固性而無法自我調整，因而需要政府介入。但是平時並不存在這樣的條件，政府赤字不僅因為排擠民間資源而無效果，而且會造成通貨膨脹，又更進一步刺激公共開支，如此惡性循環。
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因為布坎南認為，政治人物與一般人無異，都有自利的誘因，使得民主政治下政府普遍不顧財政紀律而偏好赤字預算。因為如果減少公共開支，民眾受到的公共服務也隨之減少，所以政府有膨脹規模的傾向。要應付日益增加的政府支出，政府可以選擇增稅或是發行公債，但是增稅不利於選票，所以即使發行公債可能增加通貨膨脹，但也是選舉之後的考量，因此政治人物普遍有採行赤字預算的誘因。
布坎南不僅止於分析、批評凱因斯主義，與提出替代的理論，他也分析凱因斯主義如何在學界與政治人物中傳播而形成影響力，探討二十世紀美國政府預算的理論與實務變遷的過程，並且具體指出應該如何從概念上與政治上反制凱因斯主義的做法，同時給予保守派理論基礎與行動綱領去對抗自由派，這是何以寇氏兄弟對之偏好的原因。
川普當選以後
以上便是我對本書背景知識的補充，讀者接下來可以開始享受知識盛宴了。不過在此之前，最後讓我簡單說明，珍・梅爾的《美國金權》出版後迄今，寇氏兄弟所發生的事情。寇氏兄弟藉由政治獻金、基金會與茶黨運動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力，於共和黨於二○一○年取得眾議院多數以及二○一五年取得參議院多數後，達到了巔峰。但是他們的影響力在羅姆尼於總統競選輸給歐巴馬後，而於行政部門止步；不過真正令寇氏兄弟感到沮喪的卻是同為共和黨的川普當選總統。
川普在競選期間內，多次表示自己是億萬富翁，所以不必依賴富商的政治獻金，主要就是衝著寇氏兄弟而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認為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乃是寇氏兄弟在背後策劃，更宣稱共和黨真正的主人是寇氏兄弟，川普不過是他們操弄的傻瓜。不過事實上川普當選總統後，似乎極力排除寇氏兄弟對行政部門的影響力，即使被川普拔擢為國務卿的蓬佩奧（Mike Pompeo），從政前就是寇氏兄弟商場上的投資人與合夥人，在堪薩斯州參議員任內也一直是寇氏兄弟政治獻金的最大接收人，被稱為「寇氏議員」，但是蓬佩奧接任國務卿後，完全遵循川普的政策，而與寇氏兄弟分道揚鑣。寇氏兄弟對川普發動貿易戰的政策大肆批評，甚至在G七高峰會前夕，正式對川普宣戰，出資數百萬美元以廣告、遊說、媒體與基層動員等方式，從國會、智庫與壓力團體對川普施壓，希望能夠阻止川普對世界各國發起的貿易戰，當然這一切成效甚微。
大衛由於健康因素，已經於二○一八年六月五日正式退休，寇氏兄弟也成為歷史，如今只剩下查爾斯繼續其改變美國政治與社會的運動。
原文出處 沈榮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