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密察老師，1994 年在台大選上他開的「台灣史」，顛覆許多從中小學課本讀到的史觀，也開啟後來對自己家族史、鄉土歷史的興趣。
二十六年後，有幸到故宮拜訪恩師，從羅妹號、牡丹社等事件談起，討論十九世紀後東亞地緣政治格局，日本、大清與西方各國的視角，以及其所折射出的，各個區域強權內部政治發展的狀態軌跡。
很清楚，貫穿這段歷史的主軸，是源於歐洲的 Westphalian 體系的國家觀、主權觀、國界觀等，如何被日本與大清的執政菁英，先後學習內化。
日本學習成為一個現代主權國，所以需要劃定自我的疆界，才有1874年的出兵台灣、併吞琉球——這條沿著島鏈延伸的國家想像，更造就二十多年後對台灣的佔領。
大清發現傳統曖昧「在屬於與不屬於之間」的漢番分界，無法因應新的地緣挑戰，才有沈葆楨的「開山撫番」。
討論中對照了清治初期、晚期、日治前後期對台灣山區的治理強度，一再凸顯的是「治理成本」與「政府財政」的關鍵。征服要錢、維持公權力的存在要錢；開了路不代表能維持下去，不同時代的帳本值不值，答案也在變。
不過做為這段探索的起點，外來政權還沒入侵前的原民政治體制，原民族人當年面對外來劇變的體會感受，至今最好的還原仍有局限。
「我們能有的主要史料，還是外來政權設置的縣政府留下的紀錄；歷史學家只能帶著新的視角去看這些文獻，看能不能看出一些新發現。人類學還可以用田野調查補一些口述史，或是考古調查，其他沒有更多的了。」
不過是一個半世紀前的台灣，我們要了解，就得結合「歷史研究」與「史前研究」的方法，才能夠有稍微不那麼偏頗的畫面。
白羊最後感慨道，「牡丹社事件源於琉球人與高士佛社人的相遇；但最後寫歷史的，卻是日本帝國與大清。」
我接續說，「這是段歷史主體被褫奪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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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胡川安引薦
原圖文出處 Albert Tzeng(本文經作者同意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