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的新iPad廣告，全球罵聲不斷，許多人認為如果賈伯斯在世，他絕對不會批准這個廣告，而且蘋果如果做出這廣告，會有很多人頭要落地。但評論這件事的同時，我們要知道一個人世間很重要的道理，「所有的組織，終會有失敗而滅亡的一天」，蘋果自然也是。不過，我這篇，不是要討論蘋果，而是要藉由組織一定敗亡的道理，來討論政治。
不管是政府組織、商業組織，還是非營利組織，最終都是要失敗的。組織都是有一個使命，而組織要達成使命，一定要有一個架構來統合不同的人群，完成共同的任務。所以組織要能做點事，就要有一個指揮管理的系統，一個運作得當的系統，如果讓一個有遠見、有幹材的領袖，或是領導集團來指揮，就會成功。成功的組織於是就像一個有機生命一樣，在誕生之後，經歷了一段上升期，接著成長，享受世人稱讚，但之後還是會進入衰退，最後就死亡而瓦解。
會什麼組織衰退是必然？因為領導人物會老、會死，會失去能力。繼任者，就算再有材能，組織本身也會因為成長而官僚化，失去彈性，不再靈活，因而無法接受能者的突破性領導，甚且會貪污腐敗。然而就算組織沒有僵化，繼任者仍然傑出，貪污腐敗不存在，外在的條件，也不見得配合讓組織可長可久。因為只要是有人的社會，就會有人創造出新的條件，終而改變大環境的均衡，直接影響到這個偉大的組織，而造成組織慢慢衰退。對管理不行、沒有願景、貪污腐敗的組織而言，外在條件的改變，就是死亡之吻。
因為競爭，因為世事難料，所以百年企業難尋，但國家常有百年以上的朝代。帝制或是封建社會，為什麼常有幾百年的朝代？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德川幕府二百六十五年，沙俄羅曼諾夫王朝三百零四年，普魯士霍亨索倫王朝五百年。但朝代壽命長，不代表長治久安，反而在治亂循環之間充滿了動盪，最終所有帝制、封建王朝如果沒有君主立憲虛權化，也都是要敗亡的。
朝代比企業壽命稍長，因為朝代興亡有太大的影響，所以能人志士，不管是出於忠君愛國，或者是悲天憫人，很多都會挺身而出，救亡圖存。但朝代的興亡，還是碰到組織的週期問題，天縱英才如康熙、彼得大帝、德川家康、腓特烈大帝，他們能把國家像是新創事業一樣，帶領到一個新的高度，但他們的壽命有限，他們的能力也有限，他們建造的國家，最後還是會僵化腐敗。不管彼得大帝鞭了多少貪污的屬下，砍了多少頭，俄羅斯的政府和政客就是那樣，永遠的貪污腐敗，人亡政息，國家衰退，直到下一個偉大的凱薩琳，再把俄羅斯拉一把，進個幾步，然後下一個再退個幾步。這些偉大的君王，他們靠一己之力，把落後的國家往上推，但王朝最後還是得有君王上斷頭台，結束一切，而國家依然二流。
所有權力定於一尊的帝制中國與沙俄，朝代的興衰，取決於君王的英明與否。但這樣的擲骰子決定，為了安定，代價太大，進步的腳步又太過緩慢。從這個角度看，封建的普魯士和日本，似乎是比較良性的一個平衡。但封建改制為現代國家的過程，產生了一個權力結構不明確的混亂。君主英明而強勢的時候，王國強盛，像是明治天皇，還有腓特烈大帝。君主的英明，帶給國家啟蒙進步的發展。君主不英明的時候，如果有強勢的權貴，他們可以順勢主導，拿下國家主權，一樣可以像有英明君主一樣的發展，像是俾斯麥的德國，還有明治晚期、大正時期的日本。
但一旦君主弱，而國家沒有傑出強人出頭的時候，國家就落在一個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境界。組織一來已經僵化腐敗，如果領導階層分崩離析，各懷鬼胎，國家很容易就走向一個「不得不這樣、大家一起死」的惡性走勢。裕仁的優柔寡斷，如果配上的是明治初期的傑出武士，那日本可能還不致走向太平洋戰爭。東條英機代表的不是希特勒一樣的獨裁法西斯，相反地，他是日本天皇、陸軍、海軍，甚至是外務省代表的官僚組織所妥協出來的普通人物。因此，在珍珠港事變前，日本政府裡沒有一個強力的主事者，敢大聲說出和美國開戰的荒謬，最後反而是讓好戰的中下階層軍官主導了日本的未來，葬送了國家的未來。
同樣的，德皇威廉二世，自以為了不起，把他祖父留下的俾斯麥趕走，趕走了俾斯麥，就是趕走了能夠在權責不清的普魯士-第二帝國之間游走的權臣，留下的是興登堡這些職業軍人，既不願負責，又要權力的普魯士貴族軍人。哪一個忠君愛國的將軍，會在敵人兵臨城下的時候，以辭職要脅皇帝？而當新政府被逼簽下凡爾賽條約，興登堡一方面告訴文人政府，軍隊無法對抗外國了，逼他們簽下和約，另一方面，又回頭對國人說，軍隊沒敗，敗的是背剌無能的政府。這個權責不分的混沌時期，正是造成民心望治，而讓德國社會擁抱希特勒的最大推手。
因為組織敗亡是注定的結果，治亂循環是人類歷史的常態，所以我們得要接受終有一天，我們的太平盛世也有結束的一天嗎？
李光耀在創立人民行動黨，建立新加坡之後，他也思考了這個長治久安的問題，他也在尋求組織長遠生存的辦法。他看到了羅馬天主教會，一個超過一千年之久的重要組織。他因而把人民行動黨改造成羅馬教會一樣的組織。簡單地說，羅馬教會和人民行動黨就是一個菁英統治集團自我制衡，自我不斷改造的組織。紅衣主教團和人民行動黨的幹部，誓死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掌握，但同時嚴格考核、審查新人，確定政治、宗教新星，符合清廉、能幹的特質後，賦予極大的權力，給予極大的獎勵，而這個統治階級，相互選出一個代表性的領袖，共尊為首。羅馬教會和人民行動黨講求客觀選拔人材，一切以能力和德性作為考核，晉升為紅衣主教或是人民行動黨決策圈，不但有人生至高的榮耀，更有組織、國家、教會延續發展的重要使命。
我認為李光耀的想望，在不久的將來，注定會失敗的，因為人民行動黨再精實，再有理想，終究還是不能跳脫人性，不能跳脫人類社會注定有的不確定性。
同樣的，中國共產黨，承襲蘇共的體制，強要在人間打造天上烏托邦，碰到一再的失敗，卻又一再地下更大的注。大躍進餓死幾百萬人，中國人以為不會再更慘了吧，誰料到毛澤東還有更厲害的文化大革命，把整個中國人的傳統價值體系都革掉了，然後中國還是一個三流國家。
但毛死了，共產黨找到了解決組織僵化、腐敗問題的方法了嗎？沒有。周永康身為政治局常委，但被習近平抓了，評論家說，習近平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共產黨慣例。我說，共產黨哪有什麼共產黨慣例？毛澤東的革命委員會有什麼慣例？皇帝立新機構，打破組織慣例是中國常態。雍正為什麼立軍機處？而晚清的軍機處為什麼沒有總理衙門來得有權力？因為帝制國家永遠都是人治。只要是人治，就是因人設事，只要是人治，組織就一定會敗亡。
所以中國共產黨想學新加坡，想學人民行動黨的菁英統治，但毛澤東以降的共產黨領導人，都是皇帝，都是人治，只是權力大小差別而已。共產黨的組織，不但貪腐橫行，甚且多數時候，不以民意為依歸，好官我自為之。李光耀的遺澤，可以讓人民行動黨維持很長一陣子的統治效能，但共產黨的毛鄧遺澤，只有政治鬥爭，只有權力大戲，共產黨的組織能維持多久，我們不知道，但注定以貪腐無能告終。
歷史的終結在於自由民主的體制最終能幫人類跳脫治亂循環。為什麼民主的體制，能夠對付組織敗亡的宿命？第一個原因在於民主政治的合理、合法競爭，可以避免政府組織的僵化與腐敗。民主定時的改選，可以確保政府領導人隨時有因應民意的新血上台，就算時有不濟，選到了不佳的領袖，定時的改選，也確保了壞蛋不會永遠在位。
而隨時傾聽民意的政治領袖，也會盯著官僚組織，時不時地打擊一下官僚，也確保他們不會僵化而腐敗。而政黨競爭更能讓所有不可告人的貪污腐敗、效率不佳情事，有管道可以揭露。防腐的最佳工具一直都是陽光，只有健康的政黨競爭，才能讓陽光一直照著官僚機器。
但民主的體制，尤其是美國的制度，能夠避免組織敗亡的原因，不是只有政黨競爭防腐，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人的立國精神把人民對政府組織的期待扭轉到一個新的境界。為什麼我們要期待一個強有力，又能照顧人民的政府？因為我們期待政府效能，所以我們才會擔心政府組織腐敗的問題。但如果我們人民，並不需要一個大有為的政府，政府組織的問題就不會再是一個問題。
所以美國民主真正的精神在於，自由的人們，追求自己的幸福，努力的生活，而政府只是自由的人民選來管理基本公共事務的必要之惡，政府越小越好，人民自由越大越好。因此，美國憲法的設計，從來就不是在確保政府組織的長治久安，而是確保政府和政客的相互制衡。
原文出處 陳家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