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我去了趟香港，那裡的空氣中瀰漫著沉重的不安。幾個月來，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中共對這個本應實行自治的民主體制的侵犯。他們在牆上塗寫著：「救救香港！要燒死我們，我們同歸於盡！」與我交談過的抗議者都知道，他們的行動注定會失敗；這是民主身份的最後一次宣示，接下來它將被一個視民主為內部敵人的新秩序所消滅。
我遇到了一位當時正準備辭職的政府官員，告訴他我正在寫一本關於威權民族主義崛起的書。 「美國和歐洲的民族主義有些不同，」他告訴我。 「你們的始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自由主義從此開始失去吸引力，人們意識到這是行不通的。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敘事崩潰了。這也蔓延到了中國。這就是中國開始思考的問題——我們真的應該效法西方模式嗎？ 「東西方的民族主義運動都是對西方模式崩潰的回應，」他補充道。
我所經歷的一切都告訴我，他是對的。金融危機後，我在歐巴馬政府的八年感覺就像是逆流而上，逆的是全球政治的洪流。一個激進的共和黨在國內拒絕自由民主，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託等極右翼領導人的做法遙相呼應，後者曾表示，要在整個歐洲建立「非自由主義民主」（這是對「血與土」的民族主義的一種禮貌叫法）。
在俄羅斯，普丁即便不是在瓦解，至少也在破壞美國主導的自由秩序。在中國，習近平開始轉變北京的策略，從在這個秩序中崛起轉向建立一個獨立的、泯滅民主價值的秩序。歐巴馬的政治技巧和文化魅力使他能夠駕馭這些潮流，但其他的民主黨人未必總是能做到。
川普的第一次勝利挑戰了我對某種進步必然性的自由主義假設：「道德宇宙的弧線很長，但它傾向於正義。」離開政府後的八年裡，我與世界各地的反對派人士交談過，聽到的都是同樣故事的不同版本。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削弱了人們的安全感和認同感。
在西方，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放鬆管制和順從於金融市場的混合體）掏空了社區，同時使全球寡頭從中大撈特撈。同時，一種同質化且往往粗暴愚蠢的流行文化侵蝕了傳統的民族和宗教認同。 9·11事件後，反恐戰爭得到了普丁等獨裁者的支持，他們把反恐戰爭當作攫取權力的藉口，而無止盡的戰爭則助長了大規模移民。金融危機如同颶風般襲來，摧毀了那些本已艱難度日者的生活，而富人卻從中漁利。隨後，社群媒體的爆炸性成長提供了傳播不滿和陰謀論的管道，使民粹主義領導人能夠利用演算法的精準，使他們的追隨者變得更加激進。
將民主轉變為軟性獨裁的手法非常明確：以反對菁英的民粹主義姿態贏得權力。重新劃分議會選區。修改投票法。攻擊公民社會。在法院裡塞滿願意支持權力攫取的法官。透過腐敗使親信致富。收購報社和電視台，將其轉變為右翼的宣傳工具。利用社群媒體煽動支持者。用「我們」與「他們」來作訊息的概括：我們——真正的俄羅斯人、匈牙利人或美國人，對抗不斷變化的「他們」——移民、穆斯林、自由派、同性戀、喬治·索羅斯等等。
持續的反現政府情緒如此強烈，甚至在2020年能勉強將他趕下台，當然他對疫情的拙劣應對也幫了大忙。但即使在1月6日發生的震撼性事件之後，美國政治仍籠罩著嚴重的不安，沒有恢復到川普上台前的正常狀態。
身為總統，拜登擁護保護主義、有組織的勞工和產業政策，他的政府透過行政命令和立法對空洞化的社區進行了投資。民主黨不斷傳達川普對民主的威脅，以墮胎權的剝奪作為證據。當他們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中與一群平庸的共和黨候選人打成平手時，黨內許多人——包括拜登——認為，這一方法是有效的。
然而，現在川普決定性地贏回了總統職位。我永遠不會聲稱自己知道哪裡出了問題，但我確實擔心民主黨人走進了捍衛大多數美國人並不信任的機構——「建制派」——的陷阱。作為一個有意進行稱職的專家治理的政黨，我們沒能領會到人們對政府的憤怒。作為一個重視數據的政黨，我們抓住經濟成長和就業創造的指標，作為經濟蓬勃發展的證據，儘管人們感到生活成本上升令人不堪重負。
作為一個以社會正義為動力的政黨，我們讓對白人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厭惡誘使我們按照他們的方式進行身份政治——無論是關於跨性別運動員的辯論，還是將移民送往城市的巴士的辯論，或羞辱那些不會知恥的種族主義MAGA人士。作為一個致力於美國領導「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政黨，我們捍衛了一個在21世紀屢次失敗的國家安全體制，並透過無條件地為以色列轟炸加薩平民提供軍事支持，讓自己成為偽君子。
民主黨人講述了川普不稱職的真實故事，講述了拜登-賀錦麗政府在立法上的成就，以及女性的身體自主權。但在談論中產階級經濟時，他們往往使用的是諮商師的那種經過了民調檢驗的熟悉語言。
身為曾經的演講撰稿人，我深知將這些線索編織在一起的難度之高。儘管拜登有許多優點，但在過去四年中，部分由於他的年齡，部分由於社群媒體，他無法勝任那種無形的總統角色，也就是講述我們國家和世界發生的事情。國會中的民主黨領袖往往是那些在華盛頓待了幾十年的老人，對於要求改變的選民來說，他們並不是完美的訊息傳遞者。像歐巴馬和川普這樣兩個截然不同的局外人主宰政治20年，這絕非巧合。
賀錦麗為競選活動的最後幾個月帶來了新的活力和非凡的紀律，重振了民主黨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合作樂趣。但她與一位不受歡迎的現任總統的關係——以及大流行後全球對任何現任總統的強烈反對——阻礙了她的發展。民主黨人搞不懂為什麼美國人會把我們的民主置於危險之中，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忽略了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們的民主正是激怒他們的原因之一。許多選民已經開始將民主與全球化、腐敗、金融資本主義、移民、無止盡的戰爭和菁英（我也是其中一員）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這些菁英把民主本身視為目的，而不是解決不平等、對暗箱操作的資本主義制度加以約束、應對全球衝突和培養一種共同的民族認同的手段。
是的，這不公平：從羅納德·裡根到喬治·W·布什，共和黨的政策比民主黨造成了更多的混亂。但川普對本黨過去的精英們——從布希家族到米奇·麥康奈爾——的討伐，讓他顯得對問責有種毫不掩飾的渴望，而賀錦麗競選團隊將迪克·切尼引為同類的姿態則傳達了相反的訊息。
川普贏得了總統大選，但我不相信他會兌現自己的承諾。像其他利己的獨裁者一樣，他的補救措施旨在利用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他周圍的寡頭們想要掠奪而不是改革這個體制。大規模驅逐出境和關稅是導致通貨膨脹的處方。減稅和放鬆管制將加劇不平等。 「美國優先」的衝動將加劇全球衝突、技術顛覆和氣候危機。川普是這個國家乃至全球的新當權派，我們應該強調這一點，而不是把他描繪成一個局外人或闖入者。
在這次選舉的廢墟之上，民主黨人必須抑制衝動，不能簡單地譴責川普所說的各種無恥言論。在必須與川普對抗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關注自己——我們代表什麼，我們如何講述我們的故事。正如我在香港的對話者所說，這意味著承認「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敘事已經崩潰」。
與其捍衛一個已被摒棄的製度，我們應該闡明另一個願景，說明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樣的民主。
我們應該承諾一個包容的美國在道德、社會和人口組成方面的必要性，同時批判川普現在所運作體系中的民粹主義；我們應該更注重改革而不僅僅是再分配。我們必須改革美國資本主義特有的腐敗、企業瀆職、政治暴利、那些不受監管卻在改變我們生活的技術、被華盛頓破壞的移民制度、以及將世界推向戰爭和氣候災難邊緣的威權集團。
2002年大選失利後，歐爾班花了數年時間在匈牙利各地舉辦「市民圈」活動——那是一種草根會議，通常在教堂舉行，這些會議建立了一個議程和歸屬感，推動他重新掌權。下一代民主黨領導人應該以自己的方式在全國各地展開競選。向在地方層級創新的市長們學習。
傾聽那些感到被疏離的群體的聲音。找出多種族民主制度比其他地方運作得更好的地方。在提出政策建議時講述這些故事。培養對更大的事物的歸屬感，這樣民主就不會讓人覺得是統治菁英的玩物，而是修復華盛頓和我們的政治體制的良藥。
我們不是生活在民主運動可能會被消滅的香港。中期選舉即將到來。川普是有任期限制的。接下來的四年將是艱難而危險的——尤其是對我們當中的弱勢群體而言。但是，如果我們了解讓我們走到今天這一步的全球趨勢，我們就能把政治鐘擺擺回我們的方向，用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新願景來抓住這個機會。
原文出處 紐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