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佛門淨土下的權力羅網：一盤跨越二十年的政治死棋
在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紀錄中，台東海山寺並非地圖上的一隅孤島，而是當時特務系統選定的監控與執行節點。這座百年古剎，本應是信眾尋求慈悲與心靈解脫的避風港，卻在威權體制的運作下，淪為製造冤獄、執行資訊壟斷與進行偵防佈建的政治工具產物。
本報告分析兩段共享同一套權力邏輯的案件：一段是 1950 年代，基層政戰官員利用「郵檢權」遂行私慾，導致蘇素霞以死抗爭的悲劇；另一段則是 1970 年代，情報單位利用吳泰安在寺內設下政治陷阱，藉此清剿南台灣余登發家族與台東地方菁英。這不只是兩樁佛門悲劇，更是當時政治運作下的微觀切片，揭示了國家權力如何系統性地滲透宗教空間與私人領域，將個體權利化為體制運作下的犧牲品。
一、歷史的座標：地理選擇與體制介入的起點
•1. 地理空間的戰術定位與選擇邏輯
座落在台東市區的海山寺，在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棋盤中，被選定為具備特定功能的戰術座標與政治監控點。這座百年古剎不僅承載著地方信仰，更被迫見證了兩段橫跨二十年、本質皆為國家暴力運作的歷史案件：一段是 1950 年代，因特務濫權而被迫殉情的蘇素霞，其骨灰長年存放於這座寺廟的地下室；另一段則是 1970 年代末期，特務機關在此佈下的政治陷阱，將無辜的出家人與台東地方菁英納入清算名單。
•2. 宗教空間的偵防化轉變過程
海山寺的歷史軌跡，實質上反映了權力對民間社會的侵略過程。相關紀錄揭露了當時政權如何將行政與情報力量伸進宗教領域，將本該中立的神聖空間，轉化為監控、羅織與構陷的發生地。這座廟宇在白色恐怖地圖上的定位，並非偶然的地理選擇，而是為了在台灣東部建立「細胞式監控」而選定的戰略節點。對於台東地方社會而言，海山寺不再只是宗教去處，而是一座封存史實的檔案館，記錄了權力如何滲透私人領域。
•3. 社會信賴感的工具化與行政介入
這盤棋局的運作邏輯，在於政權利用了宗教空間具備的社會信賴感，以便在此埋伏、佈線，將平民的信仰生活轉化為入罪的程序證言。海山寺的轉變見證了當時體制對人性尊嚴的行政介入與法律踐踏，成為研究威權政體如何消滅地方自治意識與宗教自主權的重要切片。這座寺廟及其背後的故事，提醒著後世關於公權力過度擴張對民間秩序所造成的深遠破壞。
二、棋盤上的犧牲品：政治犯與社會連結的管控
•1. 政治受難者與社會連結的監控體系
1950 年代的綠島新生訓導處，是國民黨實施思想改造的核心場所。在此背景下，「海軍台獨案」政治犯曾國英與當地居民蘇素霞的情感聯繫，被納入威權體制的監控視野。這段私人關係在體制運作邏輯中，並非單純的個人情感，而是被視為具備政治價值的籌碼。體制將個體的私人關係與國家的安全管理強行掛鉤，將私人情感轉化為測試政治忠誠度與實施行為控制的工具。
•2. 非人化管理邏輯與社會隔離政策
在當時的統治邏輯下，政治受難者被實施「非人化」管理，其作為人的基本情感權利受到高度剝奪。任何與政治犯產生連結的在地平民，皆被調查與政戰系統視為必須進行編入、監視或清除的目標。蘇素霞作為一名地方青年，其與受難者的連結，成為體制實施壓力測試的對象。特務官僚對此類連結的排斥，反映了體制對心靈監控與社會隔離完整性的要求，試圖切斷任何可能影響政治改造的人際網絡。
•3. 利用情感網絡進行社會威懾之手段
蘇素霞與曾國英的情感關係，最終被權力體系利用，演變為一場針對個體與基層社會的權力運作。這段戀情的發展，揭示了政權對民間社會網絡的不信任，也預示了特務體系如何將私人情感轉化為執行政治任務的誘餌。這兩位當事人的遭遇，在預設的政治棋局中，淪為體制用以威懾地方社會、強化監控威信的工具，並就此開啟了台東與綠島之間長達數十年的政治受難序幕。
三、權力的黑手：職務權力私有化與郵檢制度之濫用
•1. 郵檢制度下的隱私監控與權力私有化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基層特務系統對民眾私領域的介入，主要透過行政授權的監控手段達成。負責思想監控的政戰官劉覺生，將國家賦予的「郵檢權」轉化為達成個人目標的工具。劉覺生在截獲蘇素霞寄往綠島監獄的盟誓信件後，並未依循法規程序處置，而是將掌握到的私人隱私作為政治要挾的籌碼。此行為反映出在缺乏外部監督的威權體制下，基層公職人員具備隨意處置、利用民眾隱私的高度權限。
•2. 以公權力遂行個人意志與政治恐嚇
劉覺生對當事人的干預，體現了體制賦予基層官員的絕對權威。在黨國體制的運作下，當事人被剝奪了基本隱私權與人格自主。劉覺生先對曾國英採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手段（如關押於碉堡），隨後對蘇家親屬施以政治威嚇，並將私人婚約與「叛亂分子」等標籤掛鉤。這種將公權力轉化為私刑、將情感連結化為威脅工具的模式，反映了當時基層統治體系對個人意志的強制性支配。
•3. 體制授權下的官僚行為與權力擴張
此案件不僅是個別官員的行為偏差，更是威權體制賦予基層官員權力的必然產物。在軍事管理強度較高的離島區域，體制賦予官僚對資源與人身安全生殺予奪的權限，導致行政功能淪為滿足個人慾望的工具。劉覺生的行為揭示了當時行政機器運作的底色：權力被轉化為實施社會控制與資源獲取的武器。當國家機制缺乏監督時，其運作過程便對社會倫理與法律秩序造成結構性的破壞。
四、行政壓迫下的極端反應：蘇素霞案之終結
•1. 個體行為作為最後的意志表達與主體性確立
蘇素霞的自殺行為，在歷史研究中被視為其對特務系統長期威逼的最終回應。她在認知到體制承諾與行政程序的不穩定性後，判斷唯有採取極端行為，方能切斷劉覺生對其個人與曾國英的持續監控。她在完成交換條件（救出曾國英）並履行法律形式（完婚）後選擇終結生命。此決策在法律與政治範疇外，表達了個體對體制絕對控制權的最後拒絕。
•2. 對官方敘事的挑戰與歷史真相的揭露
蘇素霞的行為戳破了威權體制所建構的社會穩定表象。當平民必須透過自我終結來換取特定個體的人身自由時，揭露了當時所謂「法治社會」背後的權力不對等與行政暴力。她選擇以此方式宣告其人格權，使得這樁命案在當時被列為高度管制資訊。這種針對體制收編的抗拒，反映了個人在極端壓制環境下，透過生命終結所能達成的、對統治聲譽的負面衝擊。
•3. 歷史傷痕對統治正當性的持續影響
蘇素霞的死成為這盤政治棋局中非預期的變數。她以個體生命撞擊當時的國家監控機器，證明了即便在高度壓制的環境下，人性對於自主權的執著仍能化作對體制的對抗。此案件迫使特務系統在後續數十年間，必須透過層層封鎖與資訊塗改來規避行政責任。蘇素霞的生命軌跡雖被行政力量攔截，但她的終局已成為威權統治史上一段無法抹除的紀錄，持續對權力擴張的毀滅性後果進行歷史證言。
五、行政手段下的記憶抹除：歷史重建與資訊壟斷
•1. 資訊壟斷與地點配置的技術性策略
蘇素霞過世後，相關單位採取了資訊封鎖與空間隔離的行政手段，試圖移除該事件的歷史紀錄。劉覺生主導將蘇素霞的骨灰移往台東海山寺存放，透過不立碑、不對外公開等方式，使該案件在法律與社會紀錄中逐漸隱沒。這種處置方式反映了威權體制在處理負面政治案件時，藉由壟斷資訊與封閉地理位置，達成行政脫罪與社會集體遺忘的技術性策略。
•2. 針對受難者家屬的心理干預與敘事重塑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特務系統對蘇素霞家屬實施了長期的心理干預與恐嚇，旨在剝奪受難者及其家屬對歷史真相的解釋權。在長期的資訊隔絕與政治高壓下，家屬的記憶受到外部權力重塑，導致家屬對行政暴力的性質產生認知偏差。此種對社會集體記憶的操弄，是威權統治鞏固政權合法性、消除地方反抗意識的隱形工具。
•3. 史實重建的社會運動：從私人哀傷到公共敘事
直到解嚴後的 1989 年，文史工作者許昭榮透過實地調查與檔案比對，重新發掘出被塵封的史實真相。藉由找回存放在海山寺地下室的骨灰與遺物，此案件從個別家庭的私人遺憾轉化為對當時公權力濫用的公共控訴。這段歷史的重建，代表了社會各界對威權時期行政透明度的追求，並為後續的轉型正義與名譽平反程序奠定了事實基礎。
六、情報單位之佈建策略：吳泰安案之滲透與場域工具化
•1. 情報單位之佈建策略與地理節點選擇
1970 年代末期，威權體制的監控對象從個體行為轉向集團性的政治偵防。調查局吸收吳泰安（吳春發）為佈建線民，並將其派駐至台東海山寺。此一行政規劃並非偶發，而是情報機關選定具有社會信賴度的宗教場域，作為蒐集地方資訊與執行誘敵偵防的地理節點。透過線民在特定地點的長期駐點，體制得以在非政治性空間中，建立起針對特定群眾的監控網絡。
•2. 偵防作業之運作模式：誘導偵訊與犯罪構陷
吳泰安在海山寺以算命師身分執行情報任務，實為情報機關「釣魚執法」的技術延伸。線民透過特定言論之散布與試探，誘導對現狀不滿之人士參與討論，進而蒐集名單以建立虛構的「叛亂組織」檔案。這種由情報單位預先擬定偵查目標、再由線民執行誘導作業的模式，是當時擴大政治案件績效的標準流程。此種偵防機制讓原本屬於私人諮商的空間，被轉化為蒐集法律證言的行政場域。
•3. 社會信賴感之工具化與宗教場域風險
此案件揭示了威權體制如何利用民眾對宗教場所與命理諮詢的心理依賴，將其轉化為執行社會清算的場地。當宗教場域被情報化後，原本的社會互信機制便成為行政入罪的工具，讓信眾在無自覺的情況下留存政治紀錄。這種針對宗教與公共空間的佈建，不僅是為了逮捕特定目標，更反映了體制對民間網絡實施全面滲透的技術，對當時地方社會的自主權造成結構性的負面影響。
七、情報目標之選定：余登發案與社會運動之連鎖反應
•1. 針對地方政治勢力的行政壓制與偵防目標
吳泰安作為情報單位的佈建線民，其執行任務的核心目標在於針對特定政治對象進行法律定罪。在當時的政情背景下，國民黨執政當局試圖透過「吳泰安案」所取得的誘導證據，將高雄縣長余登發父子及其背後的地方派系力量納入叛亂罪名的法律框架中。此一策略旨在透過司法程序排除具備競爭力的黨外政治勢力，強化中央政權對地方社會的行政控制力與管轄權。
•2. 偵防手段引發的法律構陷與社會反彈
情報機關利用吳泰安提供的證詞，將余登發列為特定叛亂計畫的資助者。此種利用線民證詞對地方領袖進行逮捕的行為，雖然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下具備法律形式，卻引發了預期之外的社會反彈。1979 年初發生的「橋頭事件」，即是社會大眾與黨外領袖針對此類「偵防佈置」最直接的集體回應。此事件成為戒嚴法治下首起公開的群眾抗議運動，顯示體制原定的行政清算計畫，在民意意識覺醒下轉化為民主轉型的觸發因素。
•3. 威權體制之防禦機制與司法程序的政治訊號
儘管面臨民意壓力，當時的司法體制仍維持其判決邏輯，對余登發等人進行判刑，以達成威懾異議者的行政目標。此一過程展現了威權政體如何透過扭曲司法程序與運用情報線民，對整體社會釋放特定的政治訊號。這種策略雖然在短期內維持了統治的表面穩定，但其運作過程中所產生的法律不公與民怨積累，已成為後續推動政治改革的重要動力，反映了國家權力與民間政治力量在法理邊界上的激烈博弈。
八、行政定性對宗教空間的轉化：李榮和與台東地方菁英之集體受難
•1. 宗教空間的定性轉化：海山寺住持受難分析
在吳泰安案的偵辦過程中，海山寺住持釋修和（李榮和）被納入刑事偵查範疇。依據當時的行政定性，住持因基於佛門收留原則提供吳泰安設攤空間，並在寺內參與相關對話，被情治機關指控為「資助匪諜」與「掩護叛亂」。此一過程顯示，當時的國安法律體系將日常的社交行為與宗教接待功能高度政治化，導致宗教從業人員在缺乏主觀犯罪意圖的情況下，被捲入結構性的政治案件中。
•2. 地方政治網絡的行政清理與菁英入罪模式
除了宗教領袖，該案亦針對台東地方具備社會影響力的非國民黨籍菁英進行清理。如陳文雄、高金子、黃宗禮等民意代表與地方人士，因曾與吳泰安有過接觸或對談紀錄，皆被編入特定的政治案件名單。此種偵辦模式旨在透過司法程序，瓦解地方社會原有的信任網絡與非官方的政治連結。這反映了威權體制在擴張管理權時，傾向於將地方自發性的公共參與視為潛在的國安威脅。
•3. 監所管理缺失與社會資本的結構性損耗
李榮和住持最終於服刑期間因監所管理環境與醫療資源匱乏病逝，此一結果反映了威權時期司法體制對受難者人身安全保障的缺失。海山寺從一個社會互助與心靈寄託的場域，被轉化為大規模政治受難的地理標籤。這種針對宗教與地方菁英的集體入罪，造成了台東地方社會長期的心理恐懼與噤聲效應，對特定區域之宗教自主權與民間社會資本造成了結構性的破壞。
九、線民角色的處置邏輯：吳泰安案之終結與體制自我保全
•1. 線民角色的處置邏輯與行政風險規避
在吳泰安案的法律終局中，吳泰安作為情報機關佈建線民的身分，面臨了體制內的權力處置。吳泰安在庭審過程中表現出高度配合，試圖透過自承特定政治身分來達成預期的行政交易（「減輕其刑」或「免除其刑」）。然而，在威權體制的運作邏輯下，當大型政治案件進入結案階段，線民的存在往往成為體制行政過失或非法偵查的活口證據。為了規避情報佈建細節外洩的風險，體制最終選擇將線民轉化為法律意義上的「案件主謀」，以達成案件的行政封閉與責任切割。
•2. 司法定讞之技術手段與事實封鎖效果
1979 年 5 月，吳泰安被執行死刑，此一法律處置具備特定的技術目的。在余登發案等關聯性案件中，吳泰安的證詞是唯一的定罪依據。透過對吳泰安執行死刑，司法體制在客觀上達成了「唯一證人永久消失」的效果，使得該案的相關證詞與卷證在法律程序上成為無法翻轉、無法交叉檢驗的紀錄。這種透過終結當事人生命來達成結案穩定性的手段，反映了當時軍法審判制度中，行政穩定優先於司法事實發現的工具性特徵。
•3. 政治構陷之法律化與體制自我保全機制
吳泰安的處決，標誌著該起偵防案件在法律程序上的徹底完結。透過將吳泰安從「情報代理人」轉化為「死刑犯」，威權體制成功掩蓋了特務機關製造假案的行政痕跡，並將虛構的政治罪名轉化為真實的司法判決。此一過程揭示了威權政體如何利用司法制度作為自我保全的工具：先利用線民誘發犯罪，再利用法律程序處置線民以達成證據封鎖，確保權力運作過程不被後世追究，達成了對社會控制的最終目標。
十、歷史定位與制度省思：從偵防場域走向轉型正義
•1. 體制運作的總結分析：權力對私領域的侵略
這份橫跨二十年的海山寺歷史分析，揭示了威權體制如何將行政權力延伸至基層社會。從 1950 年代對通訊隱私與私人情感的監控，到 1970 年代對宗教場域的情報佈建，均反映出當時政權將宗教空間、私人情感與行政資源高度工具化的治理邏輯。當公權力缺乏有效監督並與政治目標結合時，民間的互信網絡、個人的人格自主權以及宗教活動的純粹性，皆可能成為體制達成特定偵防目標下的行政消耗品。
•2. 史實重建的社會價值：從封閉檔案到公共記憶
透過對蘇素霞案與吳泰安案的重新梳理，歷史研究的角色從單純的事件記錄轉化為對權力運作的解構。過去被官方定性為社會悲劇或確鑿叛亂案的敘事，在解嚴後的檔案開放中，逐漸還原其行政構陷與權力濫用的原貌。這種從私人受難轉化為公共討論的過程，不僅是為了釐清個人的名譽問題，更是為了檢視威權政體如何利用情報手段來排除異議。將海山寺的歷史從行政壟斷中釋放，是建立健全公民社會的重要環節。
•3. 轉型正義的法律實踐：行政平反與制度性省思
進入 21 世紀，台灣透過法律程序對海山寺案件中的受難者進行平反與補償，代表了現代法治對過去體制錯誤的正式承認。將這些案件納入國家人權博物館與相關研究檔案，是為了將過去的衝突轉化為當代民主治理的參考。這種歷史的審視並非單純的回溯，而是透過對過去偵防技術與司法程序之省思，確立公權力與民間社會之間的法律邊界，確保未來權力能在透明與受控的機制下運行，落實對人格尊嚴與法治價值的保障。
【附錄】台東海山寺相關歷史案件事件分析時間軸
•1958 年：當事人關係建立
「海軍台獨案」受難者曾國英於綠島服刑期間，因康樂活動與當地居民蘇素霞（當時是綠島的模範青年被稱為綠島之花）建立情感聯繫並訂婚。
•1950 年代末：行政權力介入與通訊監控
政戰官劉覺生執行「郵檢權」攔截曾、蘇兩人之私人信件。劉覺生利用其職務權力介入蘇家私人婚約，並對曾國英與蘇家親屬施加行政強制力。
•1964 年 7 月：蘇素霞案之終結與骨灰遷移
蘇素霞於救出曾國英並與劉覺生完婚次日自殺身亡。劉覺生隨即主導遺體處理，將其骨灰帶離綠島，移往台東海山寺存放。 官方隨後進行資訊管制，將其定性為社會案件。
•1964 年－1980 年代末：資訊壟斷與地點封閉期
蘇素霞之骨灰長期存放於海山寺地下室。受限於當時資訊壟斷及劉覺生對蘇家親屬之心理干預，案件之行政干預背景未曾公開。
•1978 年：情報單位佈建與線民機制執行
調查局吸收吳泰安（吳春發）為線民，派駐至海山寺設攤算命。此為情報機關針對特定地理節點進行情報蒐集與誘導偵防之作業流程。
•1978 年 11 月：刑事偵查與海山寺定性
調查局宣布破獲「台灣自由民國」案，逮捕海山寺住持李榮和及台東地方人士。海山寺正式被國安體系定性為叛亂組織之通訊據點。
•1979 年 1 月：余登發案與戰略目標達成
調查局引用吳泰安之證詞，指控並逮捕高雄縣前縣長余登發父子。此案在程序上旨在清剿特定地方政治勢力。
•1979 年 1 月 22 日：社會運動之爆發
余登發案引發黨外人士發起「橋頭事件」遊行，成為戒嚴時期群眾運動挑戰體制法律之關鍵節點。
•1979 年 5 月：司法處置與滅口邏輯完成
吳泰安經軍事法庭審理執行死刑。該處置使余登發案之證詞因證人死亡而具備不可翻轉之法律效果，完成司法程序上之最終合法化。
•1981 年：李榮和住持之獄中病逝
海山寺住持李榮和於獄中因病身故。此結果反映了當時監所醫療權益之不足及對地方宗教網絡之重創。
•1989 年：史實重建與尋獲骨灰遺物
文史工作者許昭榮於海山寺地下室尋獲蘇素霞骨灰及遺物，並證實當年係由劉覺生主導安置。此發現開啟後續轉型正義討論與名譽平反程序。
•2000 年後：法律平反與國家人權檔案解密
隨著《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之執行，相關受難者如李榮和、陳文雄等人陸續獲得國家名譽平反與補償。蘇素霞與吳泰安案之相關調查紀錄亦編入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正式納入公共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