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臺灣規模」朝聖圈的誕生──日本殖民統治與抗日民族主義
（一）日本殖民統治與「臺灣規模」的朝聖圈
1895年，臺灣區域因日清戰爭的結果被割讓給日本。日本在臺北設置總督府，先有「臺灣民主國」阻止占領的抵抗，接著又有各地土豪及下級士紳領導的游擊抵抗，在各種錯誤嘗試之後，終於在1902年平定這些執拗的反抗行動，壓制平地漢族居住的地區，接著便開始對也不曾臣服清朝的山地原住民區域展開「蕃地討伐五年事業」（1910-1914），終於大致控制全島。
如果將平地的鎮壓行動視為第一次臺灣征服戰爭，那麼對原住民的討伐事業便可以說是第二次征服戰爭。征服戰爭的軍事主體當然是軍隊，但是最後在進行反抗的各地確立治安的是警察。
透過征服戰爭，日本國家的官吏，上至臺灣總督，下至警察派出所巡查滲透到每一個村落。警察在行政體系的末端，不僅掌管普通的警察事務，衛生、戶籍、小規模土木事業的監督、農業技術的普及等殖產事務，都是警察管轄範圍（殖民地臺灣的「警察政治」）。
此外也恢復了漢族傳統的保甲制度，作為警察的輔助機關，發揮極大作用。臺灣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具有可以動員至村落階層能力的國家所滲透。
在這樣確立起來的統治上，開始進行矢內原忠雄所謂的「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程」，推進殖民地經濟開發。此處限於篇幅，無法詳述。
在此特別要指出的是，Anderson引用印尼的例子所說明的，讓殖民地民族主義成立的社會變化，幾乎也以同樣的形態在殖民地臺灣發生。
也就是說，日本讓國家的力量滲透到末端村落而進行的統治與開發，是為了其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利益，將臺灣建設為前進「華南、南洋」的基地，並且讓其扮演日本本國推進工業化時的食糧供應地、本國消費財工業的市場等補充性角色。
但是因此而建立起來的近代交通、通信、行政機構、學校體系等機制，將以往被由中央山脈流出的多數急流所遮斷、而分別與中國大陸沿岸的港灣都市貿易結合的臺灣北、中、南及東北部各地，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而實現了「臺灣規模」的社會統合。
將臺灣各地以臺北為中心結合起來的各種基礎建設（instruction），是由在清末的對外危機中，「臺灣建省」時代首任臺灣巡撫、洋務派官僚劉銘傳開始著手，然而卻由日本殖民當局將總督府設在此時新成為省會的臺北，而更徹底推進。
1905年底連結南北的幹線道路總長超過一萬公里；1908年，連結北部基隆港及南部高雄港的西部平原縱貫鐵路開通。電話自1900年起正式開通，1934年有71間交換所，普及率高達10,000人口對31.1人（日本內地是118.0人）。
在Anderson所說的「印刷資本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近代媒體也被導入。
1898年，在臺灣總督府特別關照下，《臺灣日日新報》創刊，通行全島，臺中、臺南等都市也發行地方報紙。
1920年代以後，由臺灣漢族知識分子及實業家支持的抗日民族運動之文字媒體《臺灣新民報》等臺灣人自己的「印刷資本主義」也登場。
這是1920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為了文化啟蒙運動而發刊月刊誌《臺灣青年》、《臺灣》，後來移轉至臺灣發行《臺灣民報》週刊及《臺灣新民報》週刊，而成長為每日發行的報紙。
1930年起臺北放送局開設，開始有收音機廣播，1945年的聽眾數約98,000人（其中臺灣人約44,000人）。
臺北自清末開港以後，由於臺灣北部快速的經濟發展與「臺灣建省」而開始具有臺灣社會中心的地位，日本在此設置臺灣統治的中樞──臺灣總督府，並且也在此設置臺灣內部學校體系的最高學府，這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因素，此後其中心性未見動搖。
《臺灣民報》的總社、臺灣人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的本部也設在臺北，戰後二二八事件中，也是由在臺北的發起民眾從臺北的廣播電臺藉由收音機廣播呼籲各地起事而擴及全島。
兩年後敗逃至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也以臺北為「臨時首都」，臺灣總督府的建築物原樣變成「中華民國總統府」。三十幾年後，反抗長期戒嚴令而高舉政治民主化及「臺灣前途由臺灣人民自決」口號而結成的民進黨，其「中央黨部」也設在臺北。
（二）抗日民族主義與「臺灣意識」的誕生
使這種「臺灣規模」的社會統合升格為臺灣人民族主義的，是「同化政策」這種殖民帝國日本的「官方民族主義」政策。
如前所述，日本從領有臺灣之初，即導入以初等教育為中心的近代學校教育，統治後期，接續日本本國的學校體系，在臺灣作出以臺北帝國大學為頂點的學校體系。殖民地支配即將結束的1944年，學齡兒童的就學率超過七成。
清朝時期即有科舉經驗的臺灣漢族對學校教育的意願極高，然而臺灣內部的學校體系對於住在臺灣的日本人子弟較為有利，而對臺灣人子弟較不利，因此，以上層階級子弟為中心，往日本本國的留學生人數漸增，1920年代以後也有人到教育體系逐漸完備的中國大陸留學，接受中、高等教育。
以赴日本、甚至中國大陸、歐美的留學生為頂點，教師、技師、醫師、律師、新聞記者等自由業者、在殖民地行政機關擔任中下級官吏者，雖然人數不多，但是開始形成輪廓明顯的知識分子階層。
他們雖然進入日本體系，但是面對著各式各樣的差別待遇，即使自日本本國的「帝國大學」畢業，「帝國經營的重要幹部室」固不用說，連「臺灣經營的職員室」大門，從一開始就緊閉著。
殖民地臺灣的知識分子對此發起反動，從1920年代喊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的自治運動到社會主義運動，他們主導著各式各樣的抗日民族運動以及連帶的文化運動。
他們的運動可以說為「貼在」殖民地統治體系「背面」的「臺灣規模」之社會統合賦予主體性的內容。
此時，他們所創始的臺灣人自辦的「印刷資本主義」，成為在「臺灣規模」朝聖圈中「想像」「臺灣人」這種共同體的強力媒體。
如果說殖民帝國的「官方民族主義」媒體《臺灣日日新報》使「臺灣人」「想像」成負片（作為「大日本帝國」之「二等臣民」的「本島人」）的話，那麼從《臺灣青年》到《臺灣新民報》等臺灣人自辦的媒體出版，即是想將之轉為正片的努力。
但是，在殖民地時期作為「想像出來的共同體」的「臺灣人」，和今日「臺灣民族主義」中的「臺灣人」完全不同。
然而，他們卻沒有自覺，因為他們在「中華民族主義」中，與「被想像」的「中國人」並沒有什麼不相容之處。
這有幾個背景，例如前面也提過的，雖然人數不多，但當時也有一些臺灣知識分子投入當時正在中國大陸形成的中華民族主義朝聖圈；許多臺灣知識子對日本人強調自己的文化認同時，高舉「漢民族二千年的文化傳統」；日本戰敗後，臺灣被編入中華民國的一省，一時之間臺灣居民對蔣介石派遣來的接收人員表示盛大歡迎。
也就是說，日本統治時期，自覺為「臺灣人」的共通內容當中，很明確的只有「被日本國家、日本人歧視、壓抑」的「臺灣人」，因此產生認同也只有「對抗這種歧視、壓抑（抗日）」的「臺灣人」認同。
換言之，「臺灣認同」對「日本人」的界線是很清楚的，但是與「中國人」之間的界線並沒有被明白定義。
因此，產生今日的中華民族主義vs.「臺灣民族主義」這種對抗形態的，最直接的來源是戰後史的脈絡；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記憶，也會在這個脈絡中出現，發揮間接的作用。
日本統治時期對臺灣的民族主義之意義如下。
在日本統治之下向「臺灣規模」朝聖圈旅行的臺灣知識分子（人數隨著教育普及而增加）的認同中，很清楚地烙印著「臺灣認同」，而他們在近代國族觀念的脈絡中，體驗了「中國／臺灣」的重層認同。
例如，1930年代以後，開始有人對1920年代抗日文化運動中，將中國白話文導入臺灣的路線產生懷疑（主張建設臺灣話文）。
正如此事所象徵的，這種「中國／臺灣」的重層認同結構，在日本統治期便已經蘊含著矛盾。只是，臺灣的知識分子還沒有自主的以主體性的辦法解決問題時，殖民地統治便告結束。